一、英、法、德、澳、加等国研究中共党史的历史考察
    （一）英国
    英国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20世纪50年代伦敦大学等一些高等院校开设了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等课程。这些学院及其研究所是研究人员最集中的地方。90年代以后，这些研究机构仍是研究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的主要组织。如伦敦大学的东方与非洲研究院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所。此外，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爱丁堡大学、伯明翰大学也有中国问题的研究所，英国中国学研究会等学会也发挥重要作用。英国的研究队伍虽人员数量不多，但其出版的有关中共党史的研究成果却在除美国之外的英语国家中位居前列，在这些成果中有关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日渐增多。1960年创办的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第一份刊物《中国季刊》，至今仍是我们了解英国及西方国家中共党史研究状况的主要窗口和渠道。近年比较活跃的学者有格利格尔？本顿，他是英国中国学界有名的中国通，曾在中国工作过，会说流利的汉语，以前曾在英国的利兹大学任教，现在英国威尔士的加第夫大学历史系任教授。
    （二）法国
    法国虽然是最早开展中国研究的西方国家之一，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中国学专家纪业马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之后，中共党史研究才得以进一步展开。法兰西中国研究协会主办的、在香港发行的《中国瞭望》月刊，是惟一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法文刊物。法国学者有“厚内薄外”、“厚今薄古”的研究传统。但自80年代以来，他们的研究开始向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方向转移。巴黎国家图书馆和当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是西欧仅有的收藏中外资料较集中的几个地方之一。90年代以后，由于政府经费投入有限，他们的研究队伍局限于20人左右，在年龄上呈梯队分布，各年龄段的学者都有成果问世。比较著名的学者除纪业马、谢诺外，还有毕仰高等学者。毕仰高是法国汉学协会副会长，欧洲汉学协会会员，曾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现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主任，1994年在日本出版了《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一书。
    （三）德国
    德国自50年代和60年代开始，先后由原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各自开展有关中共党史的研究。德国统一后，原民主德国的洪堡大学和原联邦德国的萨尔大学仍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中心。汉堡亚洲研究所收藏的中文资料在欧洲相对占优势。但是由于经费、资料和语言的限制，研究人员较少。德国统一以及苏东剧变等诸多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有的研究和整理出版相关资料的计划。1992年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达成一项协议，联合编辑出版4卷有关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档案文件集，曾计划在2001年底能全部出齐。这将对研究苏共、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等问题提供大量的原始材料。
    （四）北欧国家
    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四国的中共党史研究人员较少，而且大多是散落在各国的东亚或亚太研究机构之中，各国也只有一些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或博士。
    鉴于分散研究带来的不便，北欧的学者愿意加强欧洲国家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于90年代成立了联合性的研究机构，以弥补各国研究力量的不足。例如，1991年斯堪的那维亚亚洲研究所专门成立了北欧中国研究学会，就是其中的一个。这种类型的研究机构目的是加强人文社科领域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交流与合作。布罗斯加德组织了“东亚国家与社会”研究网络，进行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国家的社会性质、经济增长的体制根源、传统与现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公民社会、宗教文化、地区与周边国家的相互影响等课题的研究，每年举行两次研讨会。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主要进行中国军事方面的合作研究。此外，欧洲国家实施的名为“埃拉斯穆斯”的研究计划正在不断深入地开展下去。这一计划以荷兰莱顿大学为协调机构，有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加入，该计划鼓励各国学生和研究者在欧洲内部进行学术交流，促进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这一研究计划每年都举行专题研讨会。北欧的研究队伍被分成三代：其中第二代被认为是与第一代完全不同、摆脱了中国官方资料束缚而进行研究的人员，他们的研究范围较宽，思维较活跃。1989年以后出现的以撰写博士论文为代表的第三代学者则倾向于民族关系、民族和文化的同一性、政策的形成与贯彻以及目前存在争议的一些问题，如公民社会、私有部门的作用。（注：《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文集》（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600～613页。）
    （五）加拿大
    加拿大的中国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但是真正得到发展还是在20世纪60年中期。80年代至90年代，是加拿大中国研究的大发展时期，成立了一系列的研究机构和组织。
    加拿大亚洲研究会是最大的东方学研究机构，太平洋关系协会则是近代亚洲研究的中心，其中中国问题占据了重要位置，它是有关中国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重要的著作都由该协会出版。协会的刊物《太平洋事务》是一本刊登有关亚洲事物的学术观点的正式刊物。高校是中国问题研究最集中的地方。其中多伦多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中国研究的两个中心。亚洲太平洋基金会资助当代中国的研究，《近代中国》是其有国际影响的中国学研究的学术刊物，刊登了各国学者许多有价值的中共党史研究论文和书评。加拿大的研究人员由大学教授、华人华裔学者和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人士三部分组成。陈志让是其中成就卓著者。加拿大放宽移民政策，引用外国研究人员，利用网络向邻国美国索借图书资料为己所用，如陈志让就是从英国招聘来到约克大学从事中国研究的。加拿大正是以这种大力引进人才的方式使其中国学研究早出成果，快见成效。
    90年代以来，受加拿大的大学经费减少的影响，中国研究的发展也受到限制。但是近代中国的研究多数是得到联邦政府的主动支持，他们把一些直接关注中国问题的学术问题组织成一个项目。加拿大政府直接参与了与中国有关的研究，包括经费支持、学术活动的安排等。加拿大的中国研究发展得比较稳定，也比较适度，反映了加拿大的研究特性，即目标关系有限，缺乏中国研究的特有资源。政府的主动性在加拿大现代中国研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提出了一些淡化意识形态但也注重实用性的研究课题。
    （六）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
    澳大利亚的中共党史研究在80年代以后，逐步受到各国同行的关注。有些大学的历史系开设了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的课程，并有了中国史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90年代以来，以费子智、弗雷德里克？泰韦斯、尼克？奈特为代表的中国问题专家十分活跃，不断带动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研究向专题化、规模化发展。澳大利亚的中共党史研究队伍人数并不多，但一直保持发展的势头。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远东历史系和当代中国中心先后于70年代创办的《远东历史论丛》和《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一直到现在都较有影响，这两个刊物现已更名为《远东史》和《中国研究》。特别是《中国研究》，它一直是澳大利亚研究中共党史的主要刊物，它所刊登的文章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诸方面，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澳大利亚学者对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研究的进展及最新动态，成为公认的国际性中国学的学术刊物。
    荷兰对建立欧洲地区的当代中国研究网络较为重视。1993年莱顿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联合成立了欧洲高级研究院，成为欧洲的高级研究人才培养的基地，培养相关的研究人员。目前，莱顿汉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是欧洲三个收藏当代中国资料较为集中的机构之一。托尼？塞奇是该国研究中共党史的代表人物，侧重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专题。
    新西兰的纪保宁是个年轻学者，她多年研究革命根据地和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研究问题。她在《中国季刊》第140期上发表的论文《延安道路与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合作化》，探讨了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合作化的历史经验。
    此外，越南和韩国也在90年代继续进行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但尚未形成规模，研究成果的影响也相当有限。
    二、英、法、德、澳、加等国研究中共党史的模式与特色
    从近10年这些国家的研究状况看，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德国等国受到政治、语言、资金等诸多因素影响，研究成果及其成果的传播有一定的局限。目前，这些国家在研究的理论和专题方面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与特点。
    （一）研究范式与重点
    1962年科学哲学研究者库恩提出并发展了“范式”这一概念，所谓范式，就是共同具有的方法、标准、解释的模式、理论或共同具有的知识。一定时期内占主要位置或有较大影响的理论观点在西方被视为学术潮流。如以往的“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等在学术界曾经有过相当的影响。一般的西方学者比较看重自己的研究范式是否入流的问题。因为，离开了某种主要的研究范式，也就难于入流。由于这篇文章涉及的国家太多，也不仅仅局限在西方，我们难于将他们的成果统归于哪种范式。这里只能是依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较有影响的西方国家的研究情况而言。这些国家的学者与美国的同行联系比较紧密，研究范式受美国的影响也比较多。90年代以来，在“规范意识危机论”的影响下，这些国家出现了与美国相似的情况。仅就我们所接触的一些来中国做研究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研究课题看，比较多的人侧重于微观的探索和个案的分析，他们认为只有对微观的、个案的分析掌握得越多，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以及对中国问题的理解才能把握得越准确。
    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方向比较分散，也没有占主流的理论观点。他们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上面。
    从《中国季刊》、《中国研究》等影响较大的刊物所刊载的文章就可以看出，分析中共掌握政权以来的成功与失误，特别是对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思想、政治、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革的研究，成为大多数国家研究中共党史的主流。
    （二）研究特点
    与90年代以前国外学者对中共党史的研究相比，近10年来各国研究中共党史出现了两大特点：
    第一，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呈两种类型：越南、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南美洲等国家的研究，比较接近中国或俄罗斯的传统研究模式，即就党史本身研究党史，研究的体例和风格也比较规范。然而，西方国家的研究，往往是党史、国史不分。特别表现在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多与同时期中国问题研究一起进行。受近年来多学科交叉研究方式的影响，他们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除政治、经济方面仍然是研究重点外，社会主义时期的法制、军事、文化、社会事物、两岸三地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也呈上升的趋势。这是一种新的研究特点，也是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它对研究西方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范式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跨国联合研究有一定的发展趋势。近年出现了比较多的国际合作项目和成果。如前面提到的北欧诸国的联合研究；由几个国家的知名学者联合编辑出版专著或论文集。如美国的阿尔夫？德里克、新西兰的保罗？希利和澳大利亚的尼克？奈特合作编辑出版了《毛泽东思想的评析》论文集。此外，哈泼书局出版的系列丛书也汇集了多国学者的论文。如托尼？塞奇和汉斯？范德文合编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概念》，另一本由美国的齐慕石和塞奇合编的《关于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新概念》正是如此。参加这两本书编撰的作者有26人次，其中包括乔治？本顿、齐慕石、沈大卫、塞奇、毕仰高、泰韦斯等。法国学者毕仰高认为当代中国研究现在已经真正成为一项全球性的研究事业，现在的任务是扫除各国间的壁垒，在研究资料和研究项目之间共同协作。如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已经开展的“亚太研究计划”，欧洲联合会的“中国2000网络”，美国与日本的“与中国对话”，以及英国和日本的“当代中国对话”等，这将有助于消除国与国之间无法沟通的壁垒，但是更大的工作是需要把世界上所有的中国问题专家联合起来。
    （三）著名研究刊物成为研究的主阵地
    尽管在中共党史研究的水平和规模上，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处于前列。但是，有国际影响的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期刊却不在美国。这些刊物主要有英国的《中国季刊》、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和加拿大的《近代中国》。他们在众多的学术刊物中逐渐成为研究的主要阵地。
    90年代以来，《中国季刊》继续发挥研究的主阵地作用，相继刊出了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辑；包括《邓小平专辑》（第135辑）、《〈中国季刊〉与35年变化同步》（143辑）、《中国经济演进》（144辑）、《变化中的中国军事》（146辑）、《当今台湾》（148辑）、《香港回归》（151辑）、《中国环境》（156辑）、《澳门问题》（160辑）、《中国的司法改革》（145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159辑）等。这些专辑中既有宏观研究，也有微观问题的探讨，甚至研究一些具体的小县城和个人经历，绝大多数是研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其中第六任主编沈大卫是一位很活跃的学者，他在任主编期间出了不少专辑。之后，他又将影响较好的文章编辑成论文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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