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的新观点
    一、关于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分期问题
    自６０年代中期，前苏联史学界开始放弃中国史学界对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传统革命战争分期法，探讨新的分期法。１９６８年，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ＪＩ·Ａ·别列兹内和Γ·Ｂ·叶菲莫夫合写一篇文章《中国现代史分期的若干问题》，认为“中国史学界的分期法不科学，不符合历史发展进程”，提出“以革命主要目标、革命进程内容和斗争方式为分期的基本标准”。以后前苏联史学界在编写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通史著作时采纳了这种意见，如１９７２年远东研究所出版的《中国现代史（１９１７-１９７０）》就将中国１９１７至１９４９年的历史分成这样五个时期：“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１９１７-１９２４）”；“国民革命（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在苏维埃口号下的中国革命斗争（１９２８-１９３７）”；“抗日战争（１９３７-１９４５）”；“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１９４６-１９４９）”。１９７０年远东研究所集体编著的《中共党史概论》则把中共民主革命时期历史分为这样四个时期：“民主革命时期（１９２１-１９２７）”；“在苏维埃口号下的中国革命斗争时期（１９２７-１９３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５）”；“人民解放战争时期（１９４５-１９４９）”。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分期法总的来说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但也不是很理想，“作为分期标准，还应考虑到社会经济的进步和政治制度的改革，以及中国国际地位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变化”。
    １９８１年，历史学博士Ｂ·Ｈ·尼福基罗夫发表《中国革命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中国现代史的分期还应主要以革命任务的变换为标准“。他认为，”中国现代史有三个发展阶段，即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１９３７至１９４５年的民族解放阶段（分两个部分）、１９４６至１９４９年的民主革命阶段和１９４９年以后的社会主义阶段。１９２８至１９３７年这个时期，既可算作民族解放阶段（因为全国范围的首要任务是使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又可算作反封建阶段（因为实际上解决了反封建任务）。这个时期具有过渡性质。“尼基福罗夫还认为，”中国革命进程表明，中国反帝革命阶段，即全民族反帝联合战线阶段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其中心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都进行过两次，也就是说，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革命与１９３７至１９４５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基本上是同一性质的，均属反帝民族解放革命阶段，前者是后者的预演。１９２８至１９３７年的国内土地革命战争（其中心任务是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１９４６至１９４９年的国内革命战争（其主要任务是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进行土地革命）是同一性质的，它们属争取消灭封建残余及其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
    无论前苏联史学界，还是今天的俄罗斯史学界对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分期问题一直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基本上否定了中国史学界的传统革命战争分期法。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问题
    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还是仅仅为这种结合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前苏联史学界讨论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前苏联史学界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米夫在１９３６年最早提出的，认为中共在一大、二大之后的１９２３至１９２４年间还处于”克服小组习气“、”从弱小、狭隘的宣传小组向群众性政党转变“的阶段（见ＩＩ·Ａ·米夫：《英勇斗争的十五年》），到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的革命时期，中共才转变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样，米夫就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起点至少推迟到了１９２５年。
    另一种意见是历史学博士克雷莫夫（郭绍棠）提出的，他在评论丁守和、殷叙彝和张伯昭合写的《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一书时，对作者关于一大前夕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论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实际上这种结合的完成，只是在建党和建立工人运动领导中心--劳动组合书记部之后，因为那个时候党才积极着手组织工会和领导罢工斗争。这以前，共产党人同工人运动的联系只是偶然性的“（见Ａ·Γ·克雷莫夫：《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斗争（１９１７-１９２７）》（１９６２）。
    第三种意见是历史学博士Ａ·Ψ·卡尔图诺娃和Ｅ·Φ·科瓦廖夫在他们合写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问题（１９１７-１９２１）》（载《苏共历史问题》杂志１９７４年第８期）一文中提出的。他们把自１９２０年中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中间从事的宣传、出版、组织（建立工会）等活动看作是他们与工人阶级联系得到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并认为”这种活动是中共成立前夕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的一种形式“，因此，用这两位作者的话说，中共一大证明”党的成立是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
    在以上三种意见中，持后一种意见的人居少数，前苏联多数学者认为中共成立初期理论准备不足，同工人阶级联系薄弱，一大仅仅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三、关于对中国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结局的评价问题
    ７０年代中期以前，前苏联史学界通常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研究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的结局问题：第一，看是否完成了社会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革命任务；第二，看１９２７年的革命民主力量，主要是工农运动所遭受的损失。从这两方面来看，革命总的结局都是否定的。
    ７０年代中期以后，前苏联史学界出现了深入分析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结局肯定方面的趋向。１９７５年历史学博士Ｂ·Υ·格卢宁和Ｍ·Φ·尤里耶夫发表《关于中国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问题》一文，对”失败“这个概念作出新的理解，他们认为”失败“不是指”广义上整个革命的失败“，而”只是民主力量的失败“。１９７７年格卢宁又发表《中共五大与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的教训》一文，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从国家革命复兴的主要社会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的完成情况来衡量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的结局的话，似应通观中国革命各个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因为在中国，正象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整个革命进程是由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３０年代苏维埃运动等）组成，每一次革命都为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历史任务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哪一次革命都未能完全解决这些任务“。”应该说，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结局的积极方面，是进一步破坏了传统的政治上层建筑，朝着国家统一方向迈出了明显的一步，取得了关税自主和工会运动合法化等等。“此外，”通常归功于国民党治理有方的所谓‘南京十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７）的所有积极方面，实际上也是这次革命的直接或间接产物“，所以格卢宁认为，不能说整个大革命遭到了失败。
    格卢宁提出的这些观点已为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多数学者所接受，他们放弃了以前对大革命结局的总的否定评价。
    四、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
    ６０年代中期以后，前苏联史学界对毛泽东在４０年代初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作出了完全否定的评价，认为这种理论同孙中山的观点有某种继承性，含有折衷性的结论。到８０年代末，有些学者对这一理论重新作出评价，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如１９９１年，远东研究所所长Ｍ·季塔连柯教授在《中共七十年的经验与教训》一文中指出，中共领导在４０年代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一个不仅仅对中共具有意义的重大理论突破。中共在４０年代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对于从政治思想上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和解决５０年代初期社会经济改革中的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列宁格勒大学教授·ＪＩ·Ａ·别列兹内在其１９９０年发表的《有争议的中国革命史概念问题》一文中说，中共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表明它已经意识到，以为掌握政权后能够立即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尚不具备必要的前提。由此得出结论：必然要有一个很长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保留着特殊类型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成分。所谓特殊类型国家，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共和国，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共和国，而是以所有革命阶级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在这位学者看来，这个结论的基点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后来也为中国和许多其他摆脱殖民地压迫的国家的不同历史经验证明是正确的。
    至于中共在建国以后为什么没有继续探讨”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执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别列兹内教授认为主要有三条原因。
    １。当时苏联向中国提供了重要援助，它的具有引诱力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样板产生了影响，同时在苏联居统治地位并在某种程度上在中共中流行的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概念也起了作用。
    ２。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２年取得的成就，导致中共过高地估计了社会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准备程度，致使革命急躁情绪、平均财产思想和社会空想等错误思想倾向再度出现。这是造成偏离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部因素。
    ３。不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处境的影响。世界的总形势，特别是苏联的全面援助，为中共实现经济发展计划创造了条件，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孤立中国的企图和朝鲜半岛上的事件，可能对中国领导人产生了心理上的影响，促使他们把社会生活进一步国家化，实际上是从法律上把财产社会化，放弃在新的国家体制控制之下的多种经济成分。
    前苏联学者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和８０年代中共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还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作深入的探讨。
    五、关于二次大战后期中共同美国的接触问题
    前苏联史学界在７０年代指责毛泽东及其周围的人试图在４０年代上半期同美国建立联系，认为中共领导人”不相信苏联帮助中国抗日，酝酿了摆脱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计划“（见Ａ·Ｍ·杜宾斯基：《美国”军事观察组“同中共领导的谈判》，载《历史问题》杂志１９７９年第１期）。到８０年代后期，有些学者对这种看法提出异议，如历史学博士Ｅ·ＩＩ·巴扎诺夫在《苏中关系的历史教训与现实》（载《近现代史》杂志１９８９年第２期）一文中指出：“长期以来，苏联历史著作都以单一的否定态度来解释３０至４０年代中共与华盛顿的接触，看来，这种僵化的态度应予改变。”他认为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应考虑到以下情况：
    第一，与华盛顿建立正常关系，对中共来说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美国看作是这样一种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格局、战后亚洲关系的调整、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及其经济发展前景。中共同美国接触必然有利于战胜蒋介石，使华盛顿对共产党保持中立，有利于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
    第二，斯大林支持毛泽东旨在发展同华盛顿对话的方针。当然，并不是每一次中共代表同美国人接触都要由莫斯科批准。但是４０年代后半期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官方人士、企业家等对话的总方针，是征得斯大林同意的。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向斯大林提出过与西方进行某些适当接触的问题，而莫斯科始终如一的回答是：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正式放弃对蒋介石政府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支持，中国民主政府就不应该反对同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正式的关系。斯大林甚至建议：在对中国有利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向资本主义国家借款和同它们做生意。
    第三，中共同美国进行接触的时候，美国既是中国的盟国，也是苏联的盟国。中共代表一个伟大的国家，对该国来说，很自然地希望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独立自主的作用，同所有国家建立平等关系，不缔结军事同盟。世界分成两大阵营、两大相对抗的军事组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用“冷战”的标准去评价中共在美国问题上的方针是不对的。
    历史学博士Ｐ·梅德韦杰夫在《斯大林与毛泽东（１９４６-１９５０）》（载《亚非人民》杂志１９８９年第５期）一文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当时苏联把美国看作是自己同法西斯作战的盟友，它不仅利用美国的大量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的援助，而且坚持要求增加这些援助。苏联没有能力援助中共军队，就连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以前给中国解放区那点儿微不足道的援助也无法提供。当时美国正在同日本进行艰苦的战争，它提供的援助基本上都给了国民党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提请美国注意中共武装力量的作战能力和它对武器弹药的需求是很自然的。”这位学者认为，中共领导人试图同美国建立联系并没有什么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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