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关于邓小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前苏联和俄罗斯学者自80年代末开始研究邓小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初他们不加评论地发表一些介绍文章,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怀疑、否定态度。如有的学者以客观介绍逃亡到西方的所谓民运分子对邓小平改革理论的看法的方式,反映了自己的思想观点,认为“中国结束了社会主义,彻底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或者说“借助资本主义挽救民族社会主义”。这种思想认识反映了对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怀疑,对邓小平思想理论的不理解。近几年来,俄罗斯学者已对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发表十几篇评述文章,对邓小平作出很高评价,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概括,他们的主要观点是: 1。邓小平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救星。 俄罗斯学者认为,邓小平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为社会主义中国而斗争的事业,他不仅对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未来没有丧失信心,而且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未来也没有丧失信心。无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都没有动摇他的这种信念。他认为在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出现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应该从这种失败的经验中吸取正确的教训,还必须探索一些符合本国具体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 基于这种思想,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作出了深入的思考,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领导人在开始建设新社会的时候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理解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加之搞不清中国的特殊性,就造成了迅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极“左”政策,导致在实践中开展了人民公社、“大跃进”,以至“文化大革命”运动。这种“左”的错误败坏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声誉。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表现出一位勇敢的同时又是谨慎的、灵活的政治家的品格,他在保持毛泽东威信的情况下,抛弃了毛泽东的那些失败的政策。他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主要标准,这样就开辟了通向用实践重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的道路。邓小平认为,不进行彻底的改革,不坚决放弃那些过时的和不符合现代要求及中国民族特点的原则,就不可能坚持作为社会理想和改革目标的社会主义思想。于是他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及其他国家(其中包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因此,邓小平就成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救星(见JI·Ξ·杰留辛:《邓小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载《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5期)。 2。邓小平是一位真正的伟人。 俄罗斯学者认为,邓小平为塑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代面貌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而举世闻名。他有着漫长的政治生涯,在世界领导人当中也可谓绝无仅有。邓小平表现出是一位更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形象地说,他能够踏出一条改革发展之路,不光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下去游泳,因此他成了公认的领袖。俄罗斯学者说:谁也不怀疑,邓小平是一位伟人,是一位没有引号、没有一点儿讽刺、没有丝毫夸张的伟人。他是大国首领,是80年代世界主要政治活动家之一。他在70岁以后,在生命的第八和第九个十年,已经充分实现了自我。就其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而言,邓小平至少在表面上同毛泽东处于同等地位,而实质上他超过了前任,比前任做了更多的事情。如果说他是学生的话,那么他大大超过了先生(见B·φ·波尔加科夫:《邓小平与中国改革政策》,载《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6期)。 3。邓小平的许多思想观点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 俄罗斯学者指出:首先,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能够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制度。在他看来,过去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就在于,特别重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善,轻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而没有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按需分配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邓小平要求人们在评定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候,不要按照这样的标准,即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是否符合马克思和列宁提出的原则和原理,而要按照这样的标准,即它是否能保证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否能促进国家实力的增强,是否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其次,邓小平提出了关于共同富裕是未来的目标,而现在一些人或地区可以先富起来的原则。邓小平号召的致富是同资产阶级的致富有原则区别的。邓小平本人解释说:“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邓小平大胆地放弃了单一所有制思想,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多种成分的原则。他在承认全民所有制、国有成分起主导作用的同时,允许并发展私人和集体所有制,鼓励开办个体和私人企业。此外,他还广泛吸收外国资本,热情支持在沿海城市建立经济特区的想法。(见JI·ε·杰留辛:《邓小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 4。邓小平的构想富有建设性。 俄罗斯学者认为,邓小平的中国社会变革观的主体构想是全面改革思想。而这种构想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是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发展生产力,保证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强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构想包含以下几项内容:〔1〕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探索和精神创造,这是整个改革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条件。〔2〕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必须实行民主化。这是指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其主要内容是党政分开。〔3〕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邓小平特别重视“对外开放”问题,认为这是整个现代世界的客观发展趋势。(见B·Φ·费奥克蒂斯托夫:《邓小平的著作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载《第二次全苏“中国与社会主义”学术讨论会报告提纲汇编》第2册,1991年版) 俄罗斯学者认为,总的来说,邓小平的构想是富有建设性的,它有助于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构想中有关政治改革的论点也不太激进。 俄罗斯史学界对邓小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虽发表了不少论文,提出一些可资参考的观点,但还不很深入,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失偏颇的观点,如有的学者在评价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时,竟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建立在对后者的否定基础上的,而未认识到前者是对后者的继承和发展。这种观点在国外史学界有一定的普遍性,值得我们重视。 发展趋势 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苏和中俄关系的正常化,前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对他们以前撰写的著作进行了反思,逐渐认识到过去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们对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华政策和中苏两党关系的论述有很大的片面性,对中共历史的研究范围也很局限,存在着许多“空白点”。基于这种情况,俄罗斯史学界为自己近一个时期的工作确定了以下几项任务: 一、发掘、整理和出版历史档案资料 80年代末共产国际档案开放后,俄罗斯总统档案(即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和外交部档案对俄罗斯学者也相继开放。为了把大量与中共有关的重要档案资料尽快公布于世,提供给史学工作者使用,同时也是为了解决科研经费的严重不足,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积极寻找国外合作伙伴,共同编辑出版历史文件集。1992年,该所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签订协议,联合出版四卷本《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汇编。第一卷收录1920至1925年间文件205份,已于1994年底用德俄两种文字出版。这些文件对于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中共党史有重要参考价值。据俄罗斯学者说,编辑出版历史文献将是他们近几年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 二、修订再版以前的研究著作 80年代下半期以来,前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对共产国际史研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了反思,认识到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有种种不正常的做法,如错误地理解党性原则,见风使舵,讳言许多事实,回避尖锐问题,用泛泛议论代替具体的结论等。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上。特别是接触到新开放的共产国际档案之后,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他们以前撰写的中共党史著作,往往只从共产国际角度出发分析其对华政策,对于一些问题的论述过于简单,没有考虑苏共中央政治局对共产国际制定政策的影响,以及苏联民族利益对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左右。他们准备在发掘和收集大量新史料基础上,重新修订或改写自己著作,以期对中共党史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作出客观的符合实际的论述。 三、开展对中共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研究 60年代中期以来,前苏联史学界研究中共党史主要是围绕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展开,到80年代下半期开始重视对中共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研究,进入90年代已把研究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时期,加强了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目前远东研究所把中共社会主义时期历史分成几段,组织现有研究力量分头进行研究。但由于研究力量的严重不足,估计近几年也不会取得很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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