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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拿大以及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 加拿大的麦克尔？盛著有《毛与斯大林：对手还是同志？》一书。著者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公布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因此有必要对1950年以前的中苏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基于新的史料，作者认为，1935年至1950年间，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友好得多，斯大林与毛泽东是革命同志而不是对手，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意见是响应的，斯大林对这期间中共的政策制定发挥重要作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共与苏联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如，1945年8月21日，中共改变了于8月20日作出的占领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计划，1945年8月24日，毛泽东一改前一段时间对蒋介石邀请其到重庆和平谈判的消极态度，宣布他要亲自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政策的改变是由于1945年8月20、22日斯大林的两封电报。中共另一次重大政策的转变是1945年9月14日。由于苏联特使的延安之行，使中共改变了其南下发展战略为北上东北的发展战略（注：China Quaterly,1992,Vol,129.）。 加拿大的三位学者迈克尔？弗罗利克、维克托里？福尔肯海姆和林达？赫什科维茨，他们各自研究的都是同一类题目，但侧重点有所不同。维克托里？福尔肯海姆探讨的是地区内的发展和不平等问题，著有《中国的地区发展：趋势与含义》（1994年）。迈克尔？弗罗利克则关注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著有《中国的第二次发展浪潮：长江地区》（1994年）。林达？赫什科维茨研究城市化趋势，著有《中国的地区变化：多维城市》（1995年）。因为他们的文章是为政府官员而作，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利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原创性的。 法国的毕仰高等人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著有《近代中国研究的发展》（注：Lucien Bianco,Brian Hook,Kuan Hsin-chi,Gilbert Rozmar.,Tony Saich,Tanaka Kyoko,Jonathan Unger ang Ezra F.Vogel,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Tokyo: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The toyo Bunko,1994.）（The China Quaterly,1995,Vol,143.））。这本书对日本、北欧、法国、英国、美国等的当代中国研究进行了总结。作者认为，虽然都是研究中国问题，但是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因此各有各的研究特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越南战争对美国、法国和日本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中苏分裂以及早期的冷战对苏联和美国的研究者的研究目标和研究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93年德国也召开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毛泽东》（1995年）。魏格林在他的《古为今用》一书中，从中共党史编纂学的角度对1945年来中共党史学科建立与发展的情况作了分析。 《二十世纪中国：从革命到革命（1895-1949）》一书（上卷，1989年版）是法国和德国学者合作而成。这部书的最大特点是两国学者向以往西方研究中国革命史中的一些权威性的学术观点发起了挑战。他们提出的观点是：在论及1919年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开端时，不能再局限于周策纵论五四运动的著作；论及无产阶级罢工斗争时，不能只局限在谢诺关于1919-1927年中国工人运动的论著上；在论及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起源问题时，也不能仅局限于史华茨的著作。 1990年在荷兰莱顿和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一次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研讨会，托尼？塞奇和汉斯？范德文编辑出版这一研讨会的论文集《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观点》（1995年）。 本论文集根据共产主义革命的不同阶段进行编辑。第一部分的文章是关于1927年以前的历史的；第二部分的文章是关于1927年至1937年农村土地革命的，这一部分原来关注得较少。最后一部分是关于战争年代的论文。本书作者使用了较多新资料，但是没有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张永荫（音译）撰写了《1949年以来国际社会中的中国》一书，分析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等各方面的影响。博米？罗伊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他在其所著的《中国的外交政策》（1998年）一书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经济与世界、防卫体系、环球政治、地方关系、中国外交的前景等进行了理论阐述。 关于当代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是目前的研究主流，主要研究重要人物以及中外关系，有关研究成果的信息均刊登在上述提到的三份有国际影响的刊物上：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加拿大的《近代中国》和英国的《中国季刊》。 人物研究分两种形式：一类是《中国季刊》，请一些学者对近年逝世的知名中国学专家进行评价，其中与中共党史研究有关的人有，如第154期的戈登？怀特、第160期的邹谠，第158期的许华茨等人，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研究过中国问题，出版过有相当影响的著作。 另一类是关于人物研究论著，有里贝卡？斯蒂芬特的《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基人》（1996年）。阿尔宾？麦克尔编辑的《江青传》，塞夸康？邵的《周恩来与中国外交政策基础》（1996年）。 关于中外关系的研究论著，主要有：安尼？程的《越共与中共关系与第二次印支冲突1956-1962》（1997年）。赵纶盛（音译）的《演绎中国外交政策》（1996年）。丹尼？罗伊的《中国的对外关系》（1998年）一书，主要分析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经济与世界防卫体系、环球政治、地方关系、中国外交关系的理论体系。 四、从分析各国中共党史的研究中得到的启示 了解外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并将关注的视角从美俄日三国扩展到更大的范围，目的是更好地、更多地吸收、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以更好地推动我国的中共党史研究走向深入，因此，我们要对这一工作给予重视。在利用国外资料进行研究的同时，要保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其进行考证和辨伪，在借鉴国外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时注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其谬误之处取严肃的批评态度，做必要的有理有据的批驳。 （一）继续重视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评析工作 应当指出，从借鉴外国政党兴衰经验教训的角度，重新审视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和评介工作，特别是国外对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比较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引起人们更多思考的是关于经济和管理制度、法律法规如何与世界接轨的问题。然而，也应该看到，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如何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的问题在于理论界能否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西方学者在研究此类问题时，其观点并不都是客观的，我们的研究成果凝聚了许多人的研究心得，应成为评价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 事实上，我们的许多经验是可行的，外国的学者也是承认的。我们应关注国外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80年历史的评价和分析，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以便更好地总结和发展自己，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借鉴外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所作的比较研究的积极成果。这应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而不是权宜之计，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众所周知，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个制度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产物。它同西方资产阶级的政党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政党的地位和作用、运行的环境、执政权力的取得、运作及制约等方面多与我们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加强中共党史与原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历史的比较研究，认真总结在探索发展社会主义道路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审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拒腐防变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鲜活的反面教材。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原有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和《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等刊物都相继停刊，使我们在进行这一方面的比较研究中，失去了重要的学术园地。这在当前国际化浪潮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我们的一个缺憾。 （二）应加强对国外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和学者成果的评析工作 国外刊登研究中国文章的刊物已有相当的数量，著名的中国学专家和论著也不少，由于语言以及交流少等原因，我们不可能对这些研究情况了解得非常透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其有影响的研究刊物和学者成果的了解，掌握国外的研究动态与发展趋势。 如《中国季刊》，已出版40周年，其间已七易主编，发表的论文和著作述评涵盖中共党史的方方面面及各历史时期，许多权威学者在此发表论文，阐述观点，它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和中共党史研究与关注的趋向和成果。对其做系统的分析和评析将有益于我们的中共党史研究工作。 又如尼克？奈特，近年来他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果，如《李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生命与思想》等。他的研究视角和思路与许多西方学者有所不同，提出了一些独到的有启发性的观点。如认为，毛泽东是在不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将其应用于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重视对毛泽东思想本质做理论分析，才能使这一研究领域在学术上达到一定程度的成熟；应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放入20世纪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研究，才能使这一研究有深刻意义可言。因此，有必要对他的著作及观点做重点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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