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诸说，固然都十分强调张謇在甲午主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把翁（同和）李（鸿章）之间的和战之争说成翁是挟嫌报复李的意气之争，把张謇的献计献策说成是急欲以“奇计自现”出风头，实在失之偏颇。而稍后的刘厚生先生，在所著《张謇传记》中，又把张謇的上奏说成是听了袁世凯的诉说而合谋倒李的结果。本来早在甲申四月，张謇因吴长庆离开朝鲜不久袁世凯便“自结李相，一切改革，露才扬己”（注：《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45页。），而写过一封义正词严的绝交信，此后十年不通音讯。甲午年张謇中状元后，正值朝鲜局势紧张，袁世凯认为有可乘之机，张亦是可以利用之人，于是秘密进京，主动拜访张謇，“长谈三小时之久，历数在李鸿章管辖之下，不能行使吴长庆政策之苦闷”，引起张謇的同情和谅解，于是张謇在弹章中多处引用袁提供的情况并两次提及袁世凯之名（注：刘厚生：《张謇传记》，第68页。）。对于这段绘声绘色的张袁重修旧好的描述，笔者以为宁可相信张謇自己的说法。他在甲辰（1904年）五月记道：“以请立宪故，南皮再三属先商北洋，汤寿潜亦以为说。余自金州归后，与袁世凯不通问者二十年，至是始一与书。”（注：《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65页。）可见张袁十年修好，合谋倒李之说是靠不住的。
    再一方面，从翁同和与张謇的关系讲，翁张初识在1885年张謇参加顺天乡试期间，翁作为副主考，与潘祖荫力争将张謇由第六名拔至第二名；而1894年恩科会试中，又由于翁同和的极力保荐，张才独占鳌头成为状元，师生二人实属谊分非浅。但更重要的是，两人对当时内政外交、军国大政的思想认识相当一致和接近，才使翁同和对张謇十分倚信。从戚其章先生辑录的甲午战争期间《张謇致翁同和密信》（注：见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六），第445-461页。）来看，参战淮军诸军装备及士气状况如何，各部将领才能高下如何，以及朝鲜地理形势如何，张謇确实是十分熟悉的，这得益于他在淮军幕府的长期历练和在朝鲜处理壬午事变的实际经验。但他没有想到，短短十年过去，淮军的腐败竟是如此迅速和不堪。叶志超、黄仕林、张光前、赵怀业、卫汝成……，他所熟识的以“敢战”自命的淮军将领竟都成了贪生怕死、冒功欺罔之辈。不仅是他，连淮军最高统帅李鸿章本人也发出哀叹：“半载以来，淮将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走，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注：《李鸿章全集·电稿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9页。）
    于是，在痛心疾首之余，张謇推根究原，将养痈为患的责任直接找到了李鸿章头上。指陈李鸿章“非特败战，而且败和”。也许正是从淮系营垒中杀出来的原故，张謇在弹章中指斥李鸿章消极畏战主和误国时，多处切中要害。如他向李鸿章发问：“以四朝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注：《张謇全集》，第一卷，第28页。）这些话，义正辞严，掷地有声。当时便“流沫传诵”，里巷皆知。据说，恭亲王奕看了以后都说：“奏参李鸿章之折，有十余通之多，惟张謇之奏，最为切当。我们今日遭到日本祸殃，都是李氏一手所酿成也。”（注：参见宋希尚：《张謇的生平》，第28页。）甚至连李鸿章本人读后，也认为“笔意尚健。”（注：转引自彭晔：《张謇与朝鲜壬午兵变》，《第二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第156页。）
    当然，张謇的奏折中，也不免有些意气用事的成分，如他历数李鸿章十年前对吴长庆的排斥压抑，说吴“遂因与李鸿章积忤之故，愤恚致死。”进而要求撤去李鸿章北洋大臣一职，“另简重臣，以战求和。”（注：《张謇全集》，第一卷，第25-28页。）《国闻备乘》的作者胡思敬认为：甲午之战由翁同和一人主之，而张謇、黄绍箕、文廷式皆出其门下。当时海陆兵权尽在李鸿章手中，“謇等仅恃同和之力，不能敌也。”于是有文廷式通珍妃，献夺嫡之谋，从而酿成愈演愈烈的帝后党争。甲午战败后，“謇及廷式皆弃官而逃，不敢混迹辇下。”（注：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名流误国”。）把张謇完全说成是一个玩弄宫闱密计的小人，实在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章开沅先生在新著《张謇传》中对这一时期张謇的心理活动有很透彻精辟的分析，指出：“清廷对日宣战不过一个多月，张謇已经察觉‘其实中国何尝有必战之布置耶。’他知道翁同和处境困难，而且性格弱点是‘刚断不足’，并非可以代替李鸿章主持对日战事全局的适宜人物。他曾主张对李鸿章‘鞭策而用之’。倒李就是一种鞭策，目的是削弱李的声势，降低李的地位，而终究还要有控制的使用他。这就是帝党分子难以言说的内心衷曲。”（注：章开沅：《张謇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就当时的实际情形而言，淮系虽已很腐败，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李鸿章作为淮系的总首领，依然树大根深，盘根错节。而张謇独疏劾李，一方面，必然引起淮系诸多旧友知交的不满，包括前述王伯恭以及吴汝纶、范当世等人，尤其是青年至交范当世，自此以后长期不通音问，直至晚年回乡后才恢复交往。另一方面，他个人也必然要冒一定风险。但张謇劾李，绝不仅是从私人恩怨出发，而应该说是对国家民族前途深切的忧虑和关心。眼看以仕途功名匡扶天下的路走不通，因此，当他在甲午年得中状元，已经爬到科举正途的顶端，却能从对甲午战败的痛定思痛中，毅然放弃功名前程，返乡创办实业。这样一种气质和抱负，非有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是难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