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看待50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问：林先生，我们看到近年您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等重要文章，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作了全面的回顾，对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也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我们看到近20年来，学术思想异彩纷呈，许多新思想、新流派在大学生和青年史学工作者中有很大的影响。为总结当代中国史学思潮发展的基本趋势，我们建立了《当代中国史学思潮研究》课题组。我们想请您谈一谈如何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20年的发展，今天她将如何面对时代提出的挑战，回答时代提出的这些新问题呢？
    林：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是我们史学发展最好的时期，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我曾经用两句话概括新时期历史学的时代特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于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大家的看法可能并不完全一致。有不同看法也是正常的。在我看来，第一是要肯定改革开放，不能回到50年代。有人认为历史研究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看对所有的史学工作者都作这样的要求不行，要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第二是我们不能完全跟着外国跑，照搬外国的东西。50年代照搬苏联的一套，政治方面的问题不讲，就学术方面说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东西。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志气，特别是历史学，有很长的发展史，不说实证层面，就是从理论架构或学派来说，也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有自己的学派。第三是许多问题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比如50年代以来，许多问题的学术讨论似乎都没有结果，仿佛这些问题都是白讨论了，有的人甚至说这些问题是“伪问题”。我是很不同意这种看法的。这是离开了当时的历史条件、离开这些学术问题内在的发展规律来看问题。人文学科可能有些问题是没有最终的结论的，它需要不断地去认识，逐渐接近真理。
    历史学的研究基本上是两个层次：一个是事实判断的层次，一个是价值判断的层次。事实判断的层次主要是作实证性的研究，这里没有价值判断的问题，主要取决于你掌握材料的多少和材料的真伪。我不同意说有什么“资产阶级的考据学”，只能说有些学者的考据工作走上了繁琐考据的路子。考据学基本上是使用形式逻辑的方法，不能给它贴上阶级的标签。同样，我也不同意“资产阶级的考古学”这种提法。不能在事实判断的层面上排斥西方学者的方法。但是在价值判断的层面上就不同，在这个层面上，对于同一个历史人物或同一个历史事件，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判断。不仅如此，在这个层面上，特别是一些涉及深层次和长时段的重大历史问题，不仅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会有意见分歧，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分歧。
    关于价值判断，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分歧，或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的分歧，当然都不能说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总是有一种意见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是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不同，要确定哪一种意见正确，有时需要相当长的研究过程。还有一个问题，价值判断之所以比较复杂，因为无论是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对他（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进行探讨。恩格斯说：“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正确的。”恩格斯还谈到“恶”的历史作用问题。这些说法都包含着很深刻的思想，也说明价值判断不是简单的是与非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开创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局面。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历史学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些蠢事，犯了不少错误，简单化，片面性，教条主义，公式主义，这些问题都存在。一九五八、五九年高等学校和一些研究机构开展学术批判运动，搞“拔白旗，插红旗”，提出一些口号是很荒唐的。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不少史学工作者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把农民起义的革命性和历史作用拔得很高。这种错误观点当然应该纠正。但是前些年流行一种说法，说是建国后的17年，历史研究把一部中国史变成了农民战争史。这种说法我不赞成。这样说的同志不知道有什么实证性的材料。你们可以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这是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当时的历史刊物没有几个，出版的历史著作也没有多少。把《历史研究》、《文史哲》、《史学月刊》等杂志拿来看一看，看是不是当时的历史研究就是农民战争问题。五六十年代的史学著作也摆在那里，看是不是都是农民战争史的著作。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交替的门坎上，许多学科都在总结20世纪本学科的发展史。这个工作是很重要也很有意义的，但一定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不能先有一个框框，也不应被一些非学术的因素所左右。这些年史学界有一种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不仅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必要性、重要性，而且否定以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地位和学术贡献。西方有些很著名的学者也不赞同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都很尊重，而且承认马克思主义对本世纪历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远非其他史学理论所能及。奇怪的是在我们这里，有些人连马克思主义著作都没有认真读过几本，就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或者说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没有学术价值。
    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要尊重研究者本人的选择。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历史研究的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内都可以作出自己的贡献。过去贬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成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在贬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成就也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五六十年代“五朵金花”的讨论有缺点，可以批评，但不能全盘否定它的作用。比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就为后来明清经济史研究成为一个热门打下了基础，今天明清经济史的研究有这样一个局面，得益于50年代以来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再如关于商代社会结构的讨论，现在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了。五六十年代郭老认为商代的劳动者都是奴隶，在当时很多人也是不同意的。但是郭老是第一个把甲骨文应用到商代社会结构研究的学者，他所作出的开创性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中国的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无论是阶级关系或所有制形态，都与欧洲有所不同，历史发展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作出了贡献。在总结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时，我想对他们的学术贡献是应该给予足够肯定的。
    现在有人把历史分期问题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扯在一起，似乎历史分期问题谈不清楚，证明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没有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把复杂的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高度，这就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同生产方式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个国家和民族所处历史阶段的本质特征，只有考察它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马克思在1849年曾经列举过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是“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以后他和恩格斯又了解到在古代社会之前，还有一个原始社会阶段。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没有认为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必须按顺序经历这几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的古代社会是不是奴隶社会，何时形成，何时瓦解，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时得不到共识，通过讨论也可以把对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认识引向深入。如果因为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就认为这种问题没有学术意义，那么人文学科中许多长期意见不一、聚讼纷纭的问题是不是也都可以看作没有学术意义，都应该停止研究和讨论呢？我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比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更科学地说明人类社会历史不同阶段的本质特征和时代的变化。当然，有的学者主张不用生产方式的变化，而用其他一些经济的、政治的或文化的特征来命名历史阶段，我们应该尊重学者们自己的选择。但应该指出的是，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石，你不能否定了这个理论，又宣称你还是唯物史观的信奉者。你也不能认定只有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才科学，唯物史观根本不科学。历史研究中的不同学术见解，包括历史分期问题，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谁都不能自封只有自己的意见掌握了真理。随着历史的发展，通过不断地科研实践的检验，最终总可以看得出谁的意见比较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