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思想上应该百家争鸣，治学方法上应该多方面探索
    问：现在我们看到在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上，实际上是存在着不同的主张的，在研究的方法和领域上也有很多新的倾向，比如80年代以来出现了“文化史热”、“社会史热”，此外还有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等等方面的探索。对这样一种现象，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林：在史学研究的学术思想上，应该开展百家争鸣。有人主张按照西方的理论、方法发展史学，有人认为只有回到乾嘉史学才是正宗，我看都无妨让其保留各自的意见。我是赞成在我们国家，历史研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但我对在学术研究上作出成绩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很尊敬。对不同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见解，可以相互切磋和开展批评，但不要去划分谁是左谁是右，那没有什么好处。“左”、右是个政治概念，不要轻易来判断学术问题。建国以后，最大的教训之一是把很多学术方面的问题提到政治层面上来，这种做法对历史学破坏最大。50年代初期情况还是不错的，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展开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都可以展开讨论。反右派以后就不行了，经过群众性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右倾思想，学术讨论不仅变成了学术批判，而且变成了政治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就剩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大毒草”的大批判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这对于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是很有利的。但什么事情都怕片面性。现在不会有人对不同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见解乱扣帽子、上纲上线了。可是严肃的、深刻的学术评论和正常的学术批评似乎也被许多人视为畏途了。一个健康的学术环境不应该拒绝学术批评，而应该是欢迎学术批评。
    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介绍到国内，这是一件好事情，可以开拓我们的眼界，弥补我们知识结构的不足。但任何一种引进的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如果不和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如果完全不顾中国的史学传统（包括实证史学的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统），另起炉灶去构筑自己的所谓新体系，只能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比如80年代对系统论等“三论”讨论得很热烈，似乎它将给中国史学界开创一个新局面。“三论”作为一种现代科学方法，我们在研究中是可以采用的，但指望通过“三论”来使历史学发生根本变化也是不可能的。在“三论”热一开始时我就曾经说过，它恐怕只开花而不结果。实际上两三年以后，也就“凉”下来，在学术上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重视的成果。有两三篇文章就想建立一个新的框架，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是个开放的体系，只要是有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可以吸收，包括像“三论”这样的理论和方法。比较起来，我对法国年鉴学派更感兴趣一些。它的长时段的理论，整体性的理论，以及对社会生活史的关注，都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从某种意义说来，年鉴学派的有些理论和唯物史观是相通或比较接近的。年鉴学派的掌门人，也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影响。当然，我们又应该看到，从基本理论说来，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又有根本的区别。总之，我认为对外国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我们第一是不要思想僵化，不要固步自封，要有个开放的心态；第二是自己要有个主心骨，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要有坚定的信念。有人说，学术研究不能搞民族主义，我说民族特色与民族主义根本是两回事。经济的全球化不能要求意识形态也全球化，不能用世界主义来代替民族特色。不仅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应该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即便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欧洲情况所作的一些论述，我们也不能一概当作普遍原理来剪裁中国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不断实践和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对这个问题，也应该提倡百家争鸣。比如可以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传入中国以后，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究竟起了什么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应用这个理论研究中国历史时，又存在一些什么缺点和失误？今天这个理论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等等。又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步入近代的历程为什么步履这样艰难？东方和西方在历史发展道路上究竟有没有区别？这些没有解决的老问题其实都是不能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应该用一种理性的态度与平和的心态来继续讨论。有人认为讨论这些问题永远得不出结论，没有用处。这种轻视史学理论的态度是不足取的。不重视理论，史学的发展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怎样理解历史的多样性、特殊性、统一性，没有正确的方法论指导，只靠分散的和零碎的实证研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社会史、文化史、心理史学的研究，可以说都是历史研究的生长点，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要注意：一个是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文化史、社会史、心理史学的研究中怎样作到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的统一。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历史实际，而不应该是先验的模式和概念。社会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一种方法，有不同意见。我认为社会史还是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有的人批评说，解放以后把社会史的研究砍掉了，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什么是社会史？应该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心理等等。这里面如社会生活（包括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解放以后确实注意不够。但是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如阶级结构、宗法势力等就不能说都被砍掉了。傅衣凌先生在解放后一直很注意农村宗法势力和乡规民约的研究，而且作出了不少成绩，他和他的学生可以说就是社会史的学派，怎么能说解放后没有社会史的研究呢？解放后，我们缺乏对文化史总体作宏观的研究，也缺乏对社会下层文化的研究。但作为文化史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史、史学史和文学史，研究成果还是很多的，也不能笼统地说解放后文化史研究被取消了。
    第二个问题，上述这些学科情况也不一样，如心理史学在西方也不是主流。它可以是个专门的学派，有人专门进行研究也可以，也应该尊重，但心理史学毕竟不能摆到和社会史、文化史同样的重要地位来看。我总是强调历史要靠实证，离开实证不足以说明问题。心理的东西有些是很玄的，靠想象是不行的。弗洛伊德的理论本身就有争论，你还用弗洛伊德的观点说明历史，这样行吗？可以有少部分人搞，说它有很大的功能我表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