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建设与学术动向
    2012年第3期《世界历史》介绍了2011年8月由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史学科建设暨学术前沿研讨会”。来自全国34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刊物和出版单位的近70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会议。与会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者在会上发表了对学科建设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椿年研究员对在新的形势下的世界史学科的建设谈了以下几点看法：其一，要明确世界史学科的任务和目标，摸索出可以保证学科发展的机制。其二，应通过政策引导新的研究领域，扶植和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改善学科方向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其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尤其要提高现有研究队伍的素质，包括学术造诣、研究能力、思想学风等。其四，建议建立世界历史学科协调小组，及时了解学科发展的情况，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建立定期联系的制度，下情上达，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建立良好的大环境。天津师范大学侯建新教授在报告中强调了将质量和人才作为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基础；同时坚持提高和普及相结合的原则，关注世界史学科的社会功效，提高世界史在国民素质教育中的作用。他认为，首先应扩充世界史学术队伍的体量，有条件的高校应设立世界史专业或系，以及世界史研究机构。其次，各高校应利用条件创立研究基地，突出自身的研究特色，全国实行互补。同时，国家应采取政策性鼓励措施，如在课题立项上加大对空白领域的支持，以改善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最后，在目前设立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地区国别史、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门史和整体史五个二级学科的基础上，各高校可根据自身的学科优势和特色增设其他二级学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赵文洪研究员在题为“将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成思想家的摇篮”的报告中指出，世界史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后，理应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承担更加重要的责任，重中之重便是成为培养思想家的摇篮。今天的社会思想观念日益活跃、丰富和复杂，这迫切需要思想家将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理论化、系统化，建设一个既能够凝聚中华民族绝大多数成员，又能赢得全人类向往的崭新的中华文明。在当代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中，只有世界历史学科可以全方位地承担这一任务。他指出，应从培养世界史学工作者大责任、大气魄、大视野、大严谨四个方面的素质入手，将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成为思想家的摇篮。[1]
    2012年6月16-18日，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联合主办、以“古代文明的碰撞、交流与比较”为主题的“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与会学者约200位，分别来自欧美亚澳各大洲国家和地区的著名高校和科研单位，他们中大多是近年来活跃于国际古史学界的著名领军人物。会议共收到论文约120篇，涉及到丝绸之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中外古史比较、古希腊史、罗马史、古埃及史、古代西亚史、东亚史、中亚史以及欧洲中世纪史、拜占庭史、史学史等研究领域。会议论文反映了当前国内外世界古代史研究的一些新趋势、新观点和新方法。此次会议不仅体现了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的整体实力，也加强了各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拓宽了进一步合作研究的渠道，特别是使中国学者对当前国际世界古代史研究的趋势、特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2012年8月20-21日，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年会在“冰城”哈尔滨举行，来自全国五十余个科研院所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年会。与会人员围绕“中世纪史研究的前沿问题”、“欧洲的乡村与城市”、“剑桥中世纪史的翻译”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40余篇，内容不仅包括传统的欧洲经济、社会、政治、宗教等领域的前沿问题，更涉及中亚、印度、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中古史课题，它们是2012年度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界丰硕研究成果的一个缩影。
    2012年度由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组织的《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多次召开工作会议。该翻译工程集合了国内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界的众多学者，这两部在国际上具有权威性通史性著作翻译完成后，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主办的“血缘关系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4月在北京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世界历史所、外国文学所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血缘关系与文明起源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北京大学的古典研究中心在本年度举办了多场学术讲座，内容涉及古希腊史、古罗马史等古典学相关领域，邀请的讲座嘉宾都是国外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该讲座对于促进国内古典学教育的发展和提升我国古典学研究整体水平的具有积极意义。
    2012年7月22日，为纪念我国著名史学家林志纯先生（笔名日知）而出版的《日知文集》（五卷本）[2]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由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张强教授主持整理的《日知文集》中，收录了林志纯先生1934年至1999年间完成的学术著述。其中不仅包括《世界上古史纲》、《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中西古典学引论》等已经发表的专著，也收录了部分已发表论文及未刊论著，其中尤以有关古代西方史学史及史料学著作最为重要。《日知文集》的出版将推动我国学界进一步关注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中的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制、中西古典学等重大理论问题。
    在本年度获得批准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之中，不少世界古代中世纪史领域的专题研究项目榜上有名。其中获准立项、得到资助的“一般项目”包括：王献华的《阿卡德王权对苏美尔多神教的改造研究》、魏凤莲的《宗教礼仪制度与古希腊城邦的构建研究》、李卓的《中日古代社会结构比较研究》、刘晓峰的《中国古代时间体系对东亚地区的影响研究》、周爱萍的《日本古代货币制度变迁与东亚货币文化圈的兴衰研究》、孙泓的《古代中朝移民史研究》、李东辉的《渤海与新罗的历史关系》、朱孝远的《德国宗教改革时期国家与教会关系变迁研究》、王亚平的《宗教改革前后德意志社会结构演变研究》、夏洞奇的《《忏悔录》的历史、文本与思想研究》、李隆国的《蛮族王国的兴起与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史学》；“青年项目”包括：宋立宏《古代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关系研究》、黄红《贵霜帝国历史研究》、王鹤《罗马军队与罗马化关系研究》。
    二、古代西亚史
    2012年古代西亚史研究表现出多样化特点，突破了传统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局限，从军事史、法律史、文学史、考古学等领域或视角研究西亚古代历史。陈明远、金岷彬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古代西亚史前时代的陶器发展特点，指出世界陶器发展存在两个源头，从西亚到埃及和爱琴海地区，之后又传播到中亚等地是其第二条主要源流，中亚陶器文化的代表是哲通陶器文化和安诺陶器文化。它们都表现出与两河流域等地发生过密切的文化联系的特征。[3]国洪更则从军事历史的角度研究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末期亚述帝国的历史，文章详细阐述了亚述帝国的“拉科苏”(raksu)士兵的来源、组成、职责及其所拥有的特权，指出“拉科苏”是宦官长麾下国王卫队的精锐，享受免赋役的特权。“拉科苏”士兵的出现及其功能的异化与亚述政局的变化密切相关。[4]另外，魏琼和张文安分别从宪政和神话的视阈研究古代两河流域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魏琼以古代两河流域神权、长老会、法律与王权的博弈为视角，探索神权、长老会及法律对王权的制约机制。她认为该机制不仅彰显了古代两河流域政权的民主、共和因素，还通过两河流域的法律文明成果---楔形文字成文法典和大量的习俗惯例，确立了“法律的最高权威”观念，这些因素即是古代两河流域的“宪政因子”，对西方古典宪政思想发源地---古希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5]张文安认为古代两河流域神话不是简单的艺术想象，而是神学集团有意创作服务宗教的，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宣传宗教观念、神化王权、强化社会礼仪和道德教化的重要文化功能。[6]在《古代两河流域脏卜卜辞中的阿达德神》一文中，马一舟，郭丹彤梳理总结古代两河流域脏卜文献中有关暴雨神阿达德的记载，指出有关该神的记录反映出古代两河流域农业社会对于雨水的重视，同时指出因南北地方差异，阿达德神表现出的不同特性。[7]
    三、古代埃及史
    本年度，我国学者发表埃及学方面的论文不多。这些论文主要集中在史料解读和历史问题的探讨等方面。王亮和郭丹彤对古代埃及梅藤自传体铭文进行了释读和翻译，并对译文中出现的官职、地名以及古代埃及社会经济状况做了解释，指出该文献是迄今所知年代最为久远的古代埃及自传体铭文，它反映了古代埃及早期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是研究古代埃及早期行政管理体系和社会经济形态的首选文献资料。[8]李晓东译注了《伊南尼自传铭文》，指出伊南尼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初期一位重臣，其位于底比斯阿布得-艾尔-库尔纳的陵墓内石碑及墙壁上存有其自传铭文和与之相匹配的绘画，对于研究第十八王朝历史有较高史料价值。[9]郭丹彤探讨了帕勒莫石碑的学术价值，指出帕勒莫石碑是古代埃及已知最早的王室年鉴，其书写年代是古王国时期，刻写在神庙墙壁上，是埃及人祖先崇拜的一项重要内容。作者认为此碑碑文中关于埃及前5个王朝的记述不能作为重建埃及早期历史的史料，它只是揭示了埃及早期王权面貌，即国王的行政职能和宗教职能。[10]李晓东梳理了埃及史前史研究中的材料与问题，指出上埃及、下埃及以及边境地区的遗址挖掘是埃及史前史研究的主要资料。史前史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古埃及文明起源是否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中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过渡的持续性、三角洲早期人类定居问题、城市的出现以及王权与邦国出现等。[11]郭丹彤探讨了古埃及文明的属性。她指出古代埃及人是黑种人还是白种人，以及古代埃及文明是非洲文明还是近东文明，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对语言、生理特征和物质文化等方面的考察，可知古代埃及人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他们当属地中海人种。古代埃及文明也不属于非洲黑人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讲，努比亚文明更能代表黑非洲文明。[12]王亮、郭丹彤以新王国时期为例，探讨了古代埃及法律特征，指出古代埃及法因独特的古代埃及文化而具有鲜明的特征，并以新王国时期法律最具代表性，从而形成了古代埃及法律的宗教性、公正性、人文性和权利与义务的等量性等特征。古代埃及法源于古代埃及文化，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古代埃及文化的基本特征。[13]李模论述了古埃及阿玛纳宗教产生的主要原因，指出阿玛纳宗教是埃及第18王朝中后期复杂的政治和宗教斗争的产物，在客观上与这一时期埃及世界性帝国的现实相适应，而非埃及世界性帝国的产物。[14]赵克仁研究了古埃及亡灵崇拜的原因及其文化蕴涵，指出亡灵崇拜是埃及自然崇拜发展的必然结果，反映了埃及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历史。亡灵崇拜还受到埃及人思维模式和尼罗河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15]
    四、古代希腊史
    在本年度的古希腊史研究中，有关雅典--特别是雅典民主制--的研究仍然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学者们从多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在近年的雅典民主政治研究中，西方学者热衷于“雅典革命”论，即认为雅典民主政治诞生于一场人民革命，但对于这场革命爆发的时间，学者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黄洋认为，这种“雅典革命”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学者用近代西方大革命的模式解释古代雅典历史的结果。而在解读这个问题时，西方学者一直不愿面对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恰是更合适的理论方法。在黄洋看来，雅典民主政治不是轰轰烈烈的革命的产物，而是通过长达一个半世纪的阶级斗争历程确立起来的。雅典下层公民阶级对富有贵族阶级长期不断的积极斗争是雅典民主政治得以建立和维系的根本驱动力。[16]晏绍祥从危机与重建的角度审视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随着雅典城邦的发展成熟，城邦建立起了一套有效运作的民主政治体系，人民主权是国家的基本原则，公民广泛参与到国家管理之中。到公元前5世纪，雅典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但人民主权的发展使得民主政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凸显。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以及富有阶层对民主政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对，使得民主政治遭遇严重挑战。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雅典民主政治经历了重建的过程。通过实现公民和解、提升法律权威、整顿思想，成功重树了对民主政治的信仰，确保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稳定。[17]
    民主诞生问题一直是雅典民主制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陈莹从雅典城邦一个显赫的贵族家族--阿尔克迈翁家族的角度探讨了雅典民主制形成的动力问题。文章回顾了阿尔克迈翁家族在公元前6世纪的政治发展历程，考量这一家族对雅典民主政治和公民意识形成所发挥的作用。文章将阿尔克迈翁家族的相关斗争视为民主诞生的原动力，而在贵族争夺过程中日益觉醒的公民意识则逐渐具备更大的反作用力，这二者共同促成了民主的诞生。[18]
    希腊民主的主体问题在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毕会成等否定了农民民主的可行性，认为古希腊的农民同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农民一样，既相互隔绝、保守、愚昧，又不能自救，而且处于城市经济不间断的侵蚀之中。把民主与这样的农民联系在一起等于说民主可以代表落后的政治形态。即便特定的历史条件把农民客观上推到了社会的主导地位，比如在古代城邦条件下，土地所有者是城邦的当然公民，也绝不可能按照民主的原则组织政治生活。所谓古希腊的“农民民主”只是乌托邦理念在历史上的投影。[19]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