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达拉里亚人是意大利半岛最先进入文明时代的民族。罗马文明崛起之初带有很深的伊达拉里亚文化的印记。伊达拉里亚人对罗马历史发展的影响和贡献一直为史家所关注。黄志强认为公元前7世纪，伊达拉里亚地区已进入文明时代，创造了发达的奴隶制城邦，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和贸易，还是在文化、宗教、思想和政治诸方面都已经非常发达。伊达拉里亚文明对罗马文明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和催化作用，主要表现在罗马国家的产生、罗马城市的建设、“法西斯”的由来、凯旋仪式的举行、残酷血腥的竞技以及宗教发展的奠基6个方面。[45] 希腊文化对罗马社会也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崇拜和模仿是否意味着“希腊化”？陈恒、鲍红信着重考察了罗马文化在模仿希腊文化的过程中，如何成功调适，从而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的。公元前3世纪，希腊文化直接对罗马产生影响。战争巨人“与文化”矮子“的落差，使罗马人以近乎崇拜的心情学习希腊的所有文化，但对希腊文化的消极面也有所回避。公元前188年后，由于推行务实政治，罗马开始以一种冷静的眼光重新审视希腊文化，还将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进行对比，在对比中强化他们对罗马文化的认同。这体现出罗马对希腊文化经历了从模仿到调适的过程。帝国时期出现了罗马和希腊文化的融合趋势，但罗马人在广采博收希腊文化的基础上，配合自己的创造进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罗马文化始终是有选择地模仿希腊文化，没有失去其独特性，其原因在于罗马人的务实态度，存异精神和希腊罗马文化的同根同源性。[46] 林中泽对罗马帝国葬式演变的轨迹和特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为葬礼风俗的演变不仅受到关于死亡的宗教观念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质基础。公元前8-前5世纪间，土葬和火葬在罗马同时流行；公元前4-2世纪间战争频繁，火葬更为流行。进入公元1世纪，罗马以火葬为主，这是罗马奴隶制繁荣的产物，体现了当时帝国社会的稳定和物质生活条件的重大改善；同时也是希腊灵肉二元论思想影响的结果。从公元2世纪起，土葬重新盛行，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变更造成的。公元3世纪的社会经济危机造成了较高的死亡率和生活的普遍贫困化，所以大部分人会选择便宜的土葬。3世纪后异教民众当中土葬方式的推行与基督徒的土葬传统不谋而合，这对于基督教在帝国内的传播是一个有利的契机。基督教借助对这一葬式的认同来宣扬它特有的肉体复活论并达到宣教的目的，当这种复活论在异教大众中获得基本渗透之后，土葬独尊的结果就呈现出来了。[47] 近年来，妇女史作为新史学关注的对象之一开始在国内希腊、罗马史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本年度有两篇论文涉及古罗马妇女问题。李英、吴宇虹对里维娅的政治角色进行了探讨。里维娅是罗马帝国朱里亚？克劳迪王朝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的第三个妻子和第二个皇帝提比略的生母。罗马法律不容许女性担任官职，干预政治。然而，帝国时期的皇族女性，尤其是皇帝的妻子往往通过男性亲属间接弄权。李英、吴宇虹分析了奥古斯都与里维娅的政治婚姻和政治伙伴关系；展示里维娅积极在参与宗教事务、外交事务等公共活动中的高超政治智慧和办事能力，以及在子女教育方面的聪明才智；认为里维娅不仅是皇帝的爱侣和尽职的皇家事务主管，还是皇帝最亲密的政治顾问，在皇位继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48]何越对罗马妇女的遗产继承权利进行考察，从立遗嘱权和遗嘱继承权两个方面分析其演变过程；认为在帝制初期，罗马妇女与男子一样具有完全的立遗嘱资格，这是与其监护权的消失互为联系的；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到哈德良时代，妇女立遗嘱权的机会逐渐扩大，其趋势是从限制严到限制宽的一个发展过程。遗嘱继承权的扩大，使妇女在罗马财产让渡过程中逐渐占有一席之地，从而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49] 古典文献研究方面，蔡丽娟就撒卢斯特的史学与政治倾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后三头“时期残酷的政治环境，迫使撒卢斯特退出了政治生活圈；但作为具有强烈道德倾向的失意元老，他希望通过历史写作挽回作为元老的威信。他对荣誉的重新定义，某种程度上正是希望通过对政治行为的道德化分析，重新确立”美德“在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并把”美德“的丧失看做罗马政治腐败的根源。而凯撒体现的正是传统贵族已经抛弃的罗马传统美德，在对凯撒的赞扬中，撒卢斯特史学也就显示出明确的凯撒派倾向。[50]熊莹对拉丁铭文史料《审判老皮索》做了介绍和翻译。罗马帝国第二位皇帝提比略之养子日耳曼尼库斯的神秘死亡，及对所谓凶手前叙利亚行省总督老皮索的审判，构成了塔西佗《编年史》二、三卷的叙事中心。塔西佗在写作中运用了影射、暗喻和反讽等手法，致使在谣言和阴谋的裹挟之下，事件的真相变得越加模糊不清。而近年来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出土的一组拉丁铜版铭文《审判老皮索》的元老院法令为重新审视这桩历史悬案提供了线索。《审判老皮索》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存世副本数量最多的元老院法令铭文，不仅为厘清史实提供了可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的一手史料，还为重新评价元首制初期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法令自问世以来，引发了西方古典学界的持续关注，现在已有多种语言的译本出版。熊莹在参考英译本和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对这份铭文史料进行了全面介绍和译注。[51]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被称为”最后一位杰出的古典拉丁语史家“，其作品《历史》自发现以来一直是研究晚期罗马帝国的最重要史料。刘衍刚、赵少峰以古典史料为基础，综合近现代学者们的考证分析，在晚期帝国政治军事与宗教大背景下考察这位学者的身世经历与学术活动的关系：考证其家庭出身和三个重要身份--希腊人、战士与贵族；重建其十几年的军事生涯；介绍其历史撰述工作。作者认为，马塞里努斯的一生可以说是4世纪晚期罗马帝国政治军事史与思想史的缩影，通过对其生平的重建，有助于加深对晚期罗马帝国及其历史学家的理解与把握。[52] 李隆国对罗马帝国研究模式的转型进行反思，指出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六卷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经典性地确立了”罗马帝国衰亡“的模式，并主宰了此后学术界达200年之久。20世纪以来，这一模式受到了巨大挑战，以古代晚期研究为主力的”罗马世界转型“范式悄然兴起。他认为这两种不同的解释模式各有庞大的史料支撑，更反映了现实因素影响下的学者思想观念的变化。开创中世纪研究的史家如伯里等人，其自身的学术训练扎根于古典学，因而推崇古典文化，贬低中世纪文化，将罗马帝国衰亡当做一个理所当然的历史事实。伯里之后的一代人开始挑战”罗马帝国衰亡“的范式。林恩？怀特更是提出”罗马世界转型“的口号，标志着新范式的诞生。彼得？布朗开辟了新的专门研究领域--古典晚期，为晚期罗马史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增长空间。在今天多元性的现代化背景下，昔日互不相容的两种交锋理论转化为观察晚期罗马史的两个互补、竞争的模式，实现了交流。现代学者的任务是如何超越”衰亡“与”转型“范式，揭示一个更加全面的晚期罗马世界。[53] 农业技术史方面，范秀琳对古罗马作家的《农业志》、《田园诗》等著作所记载的休耕、轮种、翻耕、套种等土地耕种方式进行了概括和分析，认为罗马人的耕种方式非常适合地中海地区土壤和气候的需要；轮种、套种等土地耕作方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罗马农业的发展，既节省资源，又能促进土地丰产；同时，掌握一定的播种率也对农业产量的提高大有裨益；还有很多关于土地耕作的问题因缺乏文献史料暂时无法得知，需要利用考古学的成果进一步丰富研究。[54] 六、古代史理论概念的梳理与综合性研究 2012年，我国学者在文明起源、城市起源、印欧语言起源等问题展开研究。易建平详细区分”古代国家“与”早期国家“、”酋邦“与”分层社会“两对概念之间的差别，指出”古代国家“之”古代“，主要是社会史分期上的一个概念。”早期国家“之”早期“，则是”国家“本身的一个发展阶段，它讨论的是人们之间一种特殊政治关系存续的时期。”酋邦“与”分层社会“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都是等级制社会这点上，它们有相似之处。但是，酋邦的等级是以血缘、辈分、年齿等为基础来划分的，它与经济关系并无必然联系；分层社会的等级或者说分层则是一种基于经济关系的划分，它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平等为基础。[55] 俞金尧和刘健探讨早期历史上的城市起源问题，认为在农业文明时代，城市普遍由统治者的权力所缔造。城市是各种非农业活动的汇聚之地，其中政治及与政治相联系的军事、宗教活动对于城市的兴起最为重要，最早一批脱离农业生产并能够聚集于城市的人，首先就是社会的管理者也是阶级社会中的统治者，统治阶级连同为统治者服务的军队、僧侣等，构成早期城市的主题。城市中的工商业是以政治中心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并主要为统治阶级服务。工商业活动追溯权势而发展，围绕权势的消长而兴衰。到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资本对城市的命运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权力开始屈从于资本。[56] 印欧语系语言学研究在其早期发展阶段，曾经纠缠于人类起源问题，最终导致宗教史观与科学史观的对立。英国殖民者语言与印度被殖民者语言之间存在相似性的发现又将印欧语言研究引向人种学的深渊。刘欣如指出印欧语言发源地研究同时也促进了对生活在广袤的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研究，并且证明游牧民族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这个角度看，印欧语言学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因为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以及历朝历代入侵、占领农业地区的民族并非只有印欧民族。该领域学者在研究游牧民族历史时，往往忽视了那些与印欧语言民族没有任何关系的游牧民族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了解印欧语系形成发展的历史，进一步探讨草原游牧社会与农耕帝国在历史上的相互依赖与无止境的冲突。[57] 七、欧洲中世纪史 1、中世纪史学科发展的反思 自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以来，社会各界对世界史学科给予了更多关注，如为推动世界史学术研究，《光明日报》拟创建”世界史专刊“，并于今年7月进行了专家咨询。趁此良机，许多专家对世界史，尤其是中世纪史领域的相关问题发表了意见，内容涉及国内学界长期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如现代化起源、社会转型及重大历史事件等。在回顾了吴于廑先生关于加强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的期望、并对西方学界关于历史分期的理论进行了评述之后，向荣论述了中世纪及近代早期欧洲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困难所在，提出在探讨重大理论问题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时，要充分了解西方学界的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学者关心的问题同西方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意识地开展一些合作，将吴先生开创的研究推向深入。[58] 刘林海追溯了”中世纪“概念的萌芽、确立及其含义变化，同时指出，”中世纪“等概念在历史学的实践中存在很大弊端，上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界已经对它们进行了广泛的质疑、批判甚至解构。中国史学界也处于反思过程中，但理论和实践上的改变也对中世纪史学科形成冲击和挑战。深入研究唯物史观、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它关系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整体发展，值得我们思考。[59] 2、政治、宪政史 学界对于中世纪晚期及近代早期民族国家形成历程、特征及多样性的研究热情依旧，而且有一些新观点出现。侯树栋评价了英国史学家詹姆斯.C.霍尔特对大宪章的研究。他指出，霍尔特将法律或原则还原为生活，通过对大宪章与欧洲中世纪其他同类文件的对比研究，以及对英王国与欧洲其他王国的对比研究，从实际生活过程解说大宪章的产生和特点。他致力于从生活与逻辑的交汇点阐释大宪章的内容和性质，依据大宪章的内在特点与时代发展的关系说明了大宪章的历史与神话的联系。[60]张海洋试图证明，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模式，其适用性不仅是有限的，也是有条件的。如西班牙固有的历史文化多样性，以宗教为纽带达成的国家统一，以及政治上的早熟，阻碍了其国家形态的发展，并导致了民族国家构建尝试的失败。[61]李丽颖对1707年苏格兰自愿选择与英格兰合并给予高度评价，她说，这次合并为苏格兰带来了单靠自身力量无法企及的高度繁荣，这种选择为民族主义的终极追求问题开辟了一种新的思路。[62]关税是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象征，于民论述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国关税性质发生变化的过程，即从一种国王特权税，逐渐演变为处于议会严格控制下的议会间接税。[6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