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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度学界对于俄国史的研究也取得了有分量的成果。周厚琴、曹维安在回顾了近年来俄国学界对古罗斯文明的研究视角后强调，政治的统一与分裂不是评价进步与倒退与否的唯一标准，在中世纪，一个国家政治统一与否，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政治分裂在一定条件下也会造成经济和文化发展。[64]齐嘉、曹维安追溯了”罗斯“称谓的由来，并利用考古学的证据指出东斯拉夫人在古罗斯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奠基作用，他们抓住与拜占庭帝国展开国际商贸活动的机遇，并利用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瓦良格人带来的外部动力建立了古罗斯国家。[65]君主的改革是国家强大的重要途径，车维汉，茆健认为”财政压力假说“对此类变革有一定的解释力，他们以彼得一世的改革为对象进行了经验检验。[66] 刘景华长期专注于城市史研究，他再次强调，中世纪城市的新品质，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政治等方面孕育着近代文明的诸多因素，并最终促成了近代西欧文明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近代西欧社会是这些城市文明因素的直接后裔。[67]政治中的城市长期以来为学界广泛关注。王守贞专门对法国城市图卢兹的自治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12世纪，图卢兹发展出别具一格的城市自治模式，但由于与封建格局格格不入，引起罗马天主教会和北部贵族的不满，最终导致了阿尔比圣战，图卢兹城市自治走向衰落。[68]城堡是西欧中世纪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赵阳对国外史学家在英国中世纪城堡研究中的传统范式与发展趋向进行简要梳理，并对其研究特点进行了总结，希望能引起国内学者对此领域展开研究的学术热情。[69]城市空间与公共政治逐渐成为近年的热门话题。尚杰从威尼斯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成历史和现状入手，以广场、街道以及剧院为具体事例，分析贵族政府管理城市公共空间的方式，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些手段成功地使威尼斯的城市社会生活不断公共化，城市的公共空间的发展凌驾于私人空间之上。[70]刘华英专门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城市空间的性别问题。国家权力与社会传统将城市空间作了性别区分，这与两性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相互对应，通过限制女性进入城市公共空间，男性企图主导和控制女性。作者力图证实，与中世纪相比，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71] 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贵族与政治转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尚杰指出，作为共和国大众生活的重要内容，近代早期威尼斯的狂欢节经历了从传统的宗教节日发展为大众娱乐活动的转型。贵族政府引导和监管，不仅使其避免沦为宗教改革的牺牲品，还进一步强化了狂欢节舒缓社会压力和政治宣传的作用。[72]詹娜则将目光投向法国贵族间的附庸关系，在法国宗教战争和福隆德运动的危机时期，这种关系受到政治势力、宗教信仰、双方政见、个人利益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与挑战，王权乘机渗透其中，为后来中央集权、绝对君主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73] 法律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法律究竟是自治于政治权力还是依附于政治权力，对于政治文明的演进起着直接而关键的作用。英国中世纪向近代的政治变革以其渐进式”生发“（指自然出现和发展）模式而著称于世，程汉大认为，英国普通法的自治特征无疑是促成这一模式最根本的因素。[74]中世纪多元政治共同体、政治权力中心和法律体系并存的局面导致了”管辖权竞争“。但随着管辖权的逐步体系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和”国际“政治法律格局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李筠从对这个过程考察了Jurisdiction的政治涵义，结果表明，该词的历史积淀充分反映了西方法治主义的诸多重要理念、制度基础和对现代民族国家诞生的重大影响。[75]张殿清认为教会选举是研究中古教会宪政的重要途径，因为在基督教选举中，职位所涉及之人的同意是候选人当选至关重要的条件，这蕴含着民主参与和权力制约的宪政基本原则，为世俗选举提供了有益借鉴。[76]在具体法律研究方面，郭峰考察了英格兰森林法变迁的历程，诺曼征服后，威廉一世将森林法引入英格兰。此时的森林法完全遵从国王意愿而成为王室私法，由于国王与其臣民在森林法问题上矛盾愈益突出，最终森林法由私法转变为公法。[77]毛欣欣和李强根据朱尔斯？尼克尔的拜占庭《市政官法》希腊文校勘本，并结合弗雷什菲尔德的《市政官法》英译本进行译注，希望能向学界提供更符合原文的、完整的中文译本。[78]在法律执行及其影响方面，英国的巡回审判制度是重要的研究对象。陈太宝认为，尽管巡回审判制度的发展造成王室司法权随之不断扩展，但在当时多元司法体系和教俗二元政治结构的大环境下，王权无法完全延伸至地方。因此，中世纪王权尚未发展为专制统治。[79]李云飞则考察了中世纪英格兰巡回法庭的具体运作机制，它不仅造成王权的加强，也导致地方自治的孕育，而巡回法庭的衰落的根本原因则在于职能多重扩张导致的恶性循环。[80] 3、经济史与社会史 英国如何崛起，如何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答案无疑是多样的。刘景华以东盎格利亚的转型为样本进行考察，他认为，作为传统农业区，东盎格利亚根据自身资源、传统和优势不断探寻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方向，走了一条”传统农业→原工业化→商品化农业“的曲折道路，最终找到了较为适当的经济定位。[81] 商业化问题是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课题，长期为国内学界所重视。本年度对于该课题的研究更加细化，价格、工资等微观问题得到集中讨论。中世纪英国价格和工资变迁的动因，一直存在”新人口论“和”货币论“的争论，崔洪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顾，这将有助于史学界加深对中世纪英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82]王超华对黑死病前后的工资变化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他认为，14世纪中后期，英国人口减少，工资水平大大提高，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如妇女的劳动机会增加，工资增加，大有男女同工同酬之势。只是由于妇女的依附性地位和传统观念对妇女劳动的歧视，才使性别工资差异并没有因人口的减少而消失。工资上涨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影响，最为显著的是领主自营地经济的变迁。因为工资劳动者很早就在领主自营地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如庄仆是自营地上的全职工资劳动者，他们长期从事一些专门工作，与惯例佃农和临时雇工一道满足了领主不同方面的需求。随着14世纪初之后工资的上涨，最终造成自营地农业生产无利可图，领主逐渐退出生产领域，传统的庄仆也就从历史上消失了。[83]工资上涨伴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下降，畜牧业生产也受到影响。如母牛曾是中世纪英国农业生产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牲畜，因收益较高而受到欢迎。但到15世纪初，受到瘟疫影响，需求减少，价格下降，母牛饲养走向衰退。[84]公正价格和工资是教会的一贯主张，高利贷则被禁止，托马斯？阿奎那则表示，高利贷并非不可接受。刘招静认为，这种主张是受到同时期西欧经济社会现实的影响的结果。[85] 在欧洲封建社会晚期，所有地区的农民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卷入商品经济中，与市场的联系不断加强，俄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由于俄封建因素的限制，这一时期农民与市场联系的程度还非常有限。[86]关于市场经济和国内外贸易的关系，宁凡以尼德兰集市为例指出，在中世纪欧洲商业复兴的背景下，城市的政策是促进集市繁荣并向交易所转变的重要原因。同时，国内工业也是国际贸易繁荣的支撑，近代早期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地中海贸易区的衰落、以英荷为中心的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的崛起就是最好的例证。[87]沈琦专强调了交通对贸易的促进作用。14世纪时英格兰已形成以伦敦为轴心的道路网。道路网的维护是在”王之和平“的法律框架下进行的，体现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王权的监督引导、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发挥主体作用的维护方式适应了中世纪英格兰商品经济虽有发展但还毕竟有限的现实，也保证了中世纪英格兰道路通行维持在一个较好的水平。[88]杜宪兵认为，13世纪中期至14世纪中期以欧亚大陆为主要辐射范围的贸易网络的维系靠的是畅通的陆路和海路交通线、先进的贸易制度、贸易离散社群（指当时的一种从事跨区域、跨文化贸易的商人团体）的商业实践、科学技术的革新与传播以及各中心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89] 日常生活史方面，侯建新考察了中世纪晚期至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的饮食革命，他认为，英国的工业化和社会转型并非牺牲农民利益，恰是源于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农民个人原始积累，并伴随着农民及大众消费水平的攀升。[90]徐善伟对中世纪欧洲大学生的总花费及各项主要费用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作了大致的估算，他认为，膳宿费、获得学位所支出的各项费用和听课费占了大学生花费的绝大部分。而且，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专业、不同阶层的大学生的花费亦有差别。大学通常本着贫富有别的原则收费，从而使贫富学生获得相对等同的教育机会，但总的来看，在中世纪欧洲大学的绝大部分大学生仍然是占人口极少数的富有阶层的子弟。[91]我国学界对中世纪医疗史的研究也较为关注。刘榕榕和董晓佳考察了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瘟疫“的特征和影响。她们认为，该瘟疫具有季节性、选择性、高感染率与高死亡率的特征，瘟疫的不断复发不仅导致帝国人口在短期内急剧下降、城市衰落以及经济衰退，同时也削弱了帝国军力，并对其战略格局造成了不利影响。[92]对于”瘟疫何以肆虐“的问题，李化成和沈琦提出了”医疗环境史“的概念，以黑死病为个案，围绕瘟疫本身进行环境分析。他们指出，在14世纪英国的聚落环境中，传染源普遍存在，鼠、蚤、人紧密共存，便于瘟疫的传播；交通运输的便利，利于瘟疫的跨聚落和跨地区流传；落后的医疗防治水平不能阻止瘟疫的肆虐，甚至会因不合理的举措而适得其反地造成瘟疫的进一步传播。同时，上述病发、流传和应对环境还存在地区性的差异，从而导致各地瘟疫的肆虐程度有所不同。[9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