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公认，考古学是新中国发展最迅速、成绩最昭著的学科之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是在20年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考古工作虽有很重要的收获，但范围和规模尚属有限。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学繁荣昌盛，全国各地不断有重大发现，为举世所瞩目，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考古学一开始就以与历史研究密切结合为其特色。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的“古史新证”，李济提出以考古学为中心的“古史重建”，都表明了这一点。五十年来，考古学的丰富发现已经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心目中古史的面貌，特别是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达到全新的认识，本文想专就这一方面谈几点陋见。
    建国以前考古学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1928年至1937年河南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及与之相关的研究。殷墟的发掘和研究，不仅证实了商代历史的客观存在，而且将当时文明的灿烂辉煌展示在大家眼前。开国伊始的1950年，中国科学院即恢复了已中断13年的殷墟发掘。这处遗址的发掘，一直持续到今天。
    由于殷墟甲骨文的研究说明《史记》殷商世系的确实，学者们自然推想到夏代世系的确实。殷墟只代表商代后期，寻找商代前期以及夏代的遗存，成为学术界十分关心的大事。果然，1950年至1951年，在河南辉县琉璃阁与郑州二里岗的发掘中，确认了早于殷墟的商代前期遗存。1955年，发现了郑州商代前期的城址，经多年探查，知道其城垣周长近7公里，城内外有宫殿建筑基址和各种作坊遗迹，以及墓葬、窖穴等等，近年又发现有范围更大的郭城。1983年，又发现了始建年代与郑州商城相距不远的偃师商城。
    夏文化的探索，与二里头文化的认识直接相关。后来称为二里头文化的遗存，1953年在河南登封玉村首次发现，1956年在郑州曾被称为“洛达庙期”。1958年发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在1959年豫西“夏墟”调查后进行了系统发掘，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得以确立。如今二里头文化或其较早的部分属于夏文化，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
    现在，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商文化，已经排成了继承衔接的链条，没有明显的缺环。在这一链条中，1975年发现的登封王城岗城址，有学者主张是禹都阳城，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该遗址属龙山晚期。从这一时期起，诸如河南禹县瓦店、巩义稍柴、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以及最近发掘的安阳三家庄、河北邢台东先贤等遗址，都有学者指为夏商都邑所在。尽管这些均在争议之中，其在了解夏商文明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中国文明的起源一直是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70年代以后，更受到学术界的热切关注。怎样由夏商上溯，追寻文明的始源及其初期发展，历史学者、考古学者都有长时期的讨论。大家认识到，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不能离开考古学的成果，而如何从考古学论述文明的起源，又是有理论性质的问题。英国考古学者丹尼尔1968年出版的《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引用专攻近东文明的克拉克洪的论点，提出文明社会必须具有下列三项中的两项，即有五千居民以上的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中心。中国学者多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予以批评修正，如夏鼐先生说：“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并列举出城市、文字、冶炼金属作为文明的标志。这些可作为文明标志方面的考古发现，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关于城市，上面提到的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址，边长仅约百米。随后发现的一系列龙山文化或同时代文化城址，规模大多更大，年代也多更早，包括内蒙古、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浙江、四川等地，已达数十座之多。在山东阳谷、茌平、东阿一带，还发现有由大型中心城（面积大至约40 万平方米）与若干小城构成的城组。 始建年代早过公元前5000年的，有河南郑州西山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址，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城址，山东滕州西康留大汶口文化城址与阳谷王家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城址。
    关于文字，殷墟甲骨文的研究证明商代已有相当发展的文字系统，字的个数超过四千，同时从文字结构看，传统所谓六书业已具备。这明确表示，在甲骨文以前文字肯定经历了很长的发展过程。
    50年代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发现了大批陶器刻划符号，1963年出版的报告《西安半坡》提出可能同原始文字有关。60年代末以来，很多学者对各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符号作了研究。尤其是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符号和良渚文化的陶器、玉器符号，不少学者认为是原始文字。这种情形，以及符号的年代，都类似古埃及文字导源于公元前4000至公元前3000年的陶器符号。
    80年代中期，在河南舞阳贾湖的裴李岗文化墓葬出土的龟甲等上面，发现了若干刻划符号，有很像殷墟甲骨文“目”字、“户”字的，其年代范围为公元前6600至公元前6200年。这是世界最早的可能与文字有关有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