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是中国史学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唐宋以降，蓬勃发展，明清以来，数量剧增，不下二三千种，由此引发关于野史的汇编刊刻屡有所出，成为史学发展上的一个突出现象。最近20年来，或重印旧编，或裒辑新集，或以野史名书，或以笔记题签，均时有所见，显示出中国人对于野史笔记的新的浓厚兴趣。
        一
        中国史书自唐初成书的《隋书·经籍志》（656年）分为13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至清乾隆时修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781年）分史部书为15类，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秦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其间，相距1100余年，历代官府、私家所修目录之书，于史书分类上虽有所损益，然大致不脱离上述基本框架。在一般的文献目录书中，尽管见不到以“野史”为名的分类，但野史作为一个有广泛含义的概念与撰述范围却是早已存在的。
        野史之名，始见于唐。陆龟蒙有诗云：“自爱垂名野史中。”（《奉酬袭美苦雨见寄》，见《全唐诗》卷六三○）史载：“（唐昭宗）龙纪中，有处士沙仲穆纂野史十卷，起自大和，终于龙纪，目曰《大和野史》。”（《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修国史》；《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部·采撰二》；《新唐书·艺文志二》杂史类著录，“沙仲穆”作“公沙仲穆”）又有撰人不明的《野史甘露记》二卷（《新唐书·艺文志二》杂史类）。这或许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以“野史”为名的著作。两宋以下，以野史命名的著作逐渐增多。如北宋龙衮撰《江南野史》（一名《江南野录》）20卷，今存10卷，记述南唐史事；孔毅甫撰《野史》1卷，记北宋官员、学人40事（洪迈疑非孔氏所作，见《容斋随笔》卷一五“孔氏野史”条）；《宋史·艺文志二》著录《新野史》10卷，《明史·艺文志》“杂史”类著录《野获编》8卷、《矇庵野钞》11卷、《三朝野史》7卷、《野记傃搜》12卷、《南诏野史》1卷；清代以来则有《南明野史》、《清季野史》等等。实际上，以“野”名史者只是野史中的极少一部分，野史的真正数量要比这大得多。宋人左圭所编《百川学海》、元人陶宗仪所编《说郛》、清留云居士所辑《明季稗史》，以及近人编纂的《清朝野史大观》等书，都汇集了丰富的野史撰述。
        从野史的渊源来看，它与杂史有密切的联系。唐沙仲穆所撰《大和野史》，《新唐书·艺文志》即著录于“杂史”类。明人所著《澹生堂藏书目》，于“杂史”类分列野史、稗史、杂录三目，亦可证明野史与杂史的联系。《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小序，概述了杂史的面貌及其在体例、作者、内容上的几个特点：从整体面貌上看，有些史书，“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此其一；从作者身分来看，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此其二；从体例来看，东汉以下，史学逐渐突破官府藩篱向民间发展，故“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此其三；从所记内容来看，“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此其四。杂史的面貌及其所具有的这几个特点，使它和正史有着明显的界限和区别，也可以说是它“野”的表现。“杂”与“野”是有联系的。刘知几《史通·杂述》篇，胪列正史以外的“史氏流别”凡10种：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其中，即有不少属于野史之列（《史通·杂述》篇失于过“杂”，不如《隋志》“杂史”类论列清晰），而其内容也远远超出了“帝王之事”的范围了。
        宋明以降，野史发达。元初史家马端临指出：“杂史、杂传，皆野史之流出于正史之外者。”（《文献通考·经籍考》二二）这里包含着对“野史”的又一种界定，颇值得参考。明人高儒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撰成《百川书志》，其中《史志》篇分列史咏、子史、野史、外史、小史等类，将野史独立成目。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野史”的内涵亦愈来愈宽。宋人洪迈论说野史，曾举沈括《梦溪笔谈》为例（《容斋随笔》卷四“野史不可信”条），而元修《宋史》则将《梦溪笔谈》著录于《艺文志》之子部“小说”类，清修《四库全书》又把它列入子部“杂家”类。又如上文提到的《新野史》，在《宋史·艺文志》中居于“别史”类，而《野史甘露记》和《大和野史》则又著录于“传记”类。可见，宋元以来，“野史”所包揽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了。至近代，梁启超把别史、杂史、杂传、杂记等统称为野史（见《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70～71页），这是史家对“野史”内涵第一次作出明确的界定。今人谢国桢则认为：“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也可以说是稗乘杂家”（《明清野史笔记概述》，《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5期）。梁氏据传统文献分类立论，谢氏依官、私区别及作者身分裁定，均不无道理。然二说都有可商榷处。首先，“别史”立目，创于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南史》、《北史》等。《宋史·艺文志》因之，除《南史》、《北史》外，还著录元行冲《后魏国典》、孙甫《唐史记》、刘恕《十国纪年》、郑居中《崇宁圣政》及《圣政录》、郑樵《通志》、蔡幼学《宋编年政要》等各种体裁史书123种。《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别史”类序称：别史者，“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包罗既广，六体兼存”。据此，笼统地把“别史”纳入“野史”范围，似有未妥。仅从《宋史·艺文志》史部“别史”类著录来看，就必须区别对待。其次，“野史笔记”、“稗乘杂说”固然“不是官修的史籍”，但也并非皆出于“在野的文人学士及贫士寒儒”之手；不少野史笔记的作者还是有官身的，只是多非史官罢了。要之，综合梁、谢二说并略加修正，于野史笔记之内涵，庶可得其大体。
        在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以下，学人还常把野史称作稗史。如明黄昌龄辑历代野史笔记40余种，刻为《稗乘》一书；明商濬编刻《稗海》一书，收历代野史杂记70余种；清留云居士辑录《明季稗史》一书，共汇刻16种野史笔记，等等。其实，称野史为稗史是不确切的。《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颜师古注引如淳曰：“街谈巷语，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师古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乃进而注曰：“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由于人们忽略了师古注文，于是把稗官和小说等同起来，造成一系列错误。余嘉锡在《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一文中，对此详加辨析，指出：“自如淳误解稗官为细碎之言，而《汉志》著录之书又已尽亡，后人目不睹古小说之体例，于是凡一切细碎之书，虽杂史笔记，皆目之曰稗官野史，或曰稗官小说，曰稗官家。”（《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年第1版，上册第278页）把一切细碎之书称为“稗官小说”，已失却原意，固不可，而把它们称作“稗官野史”或“稗史”，进而又以稗史泛指野史，则尤其不可。如上所述，稗官本是小官，职责是采访闾巷风俗、民间琐闻，故小说家出于此。若其所记内容，或与史事有关，后人称为稗史，还勉强说得过去；若以其所记尽称稗史，或竟以稗史包举野史，则显然是不妥当的。按《汉志》本意，稗官所记，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但野史内容却不仅限于此，而较前者宽广得多。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近人徐珂《清稗类钞》，以杂记琐事之史籍为稗史，似较为允当。
        总起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两点规律性的认识。第一，野史本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自唐以下，相沿至今。第二，野史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作者多非史官，二是体裁不拘，三是所记大多出于闻见，四是记事较少忌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