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般说来，“野史”是相对于“正史”而言的。正史和野史的区分及其名称的产生，是在中国古代史学已经十分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广弘明集》卷三载南朝梁人阮孝绪《七录序》及《七录目录》，其《七录目录》附录七种之二是：“《正史削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录》一卷”（《隋书·经籍志二》杂史类著录：“《正史削繁》九十四卷。阮孝绪撰。”《旧唐书·经籍志上》：“《正史削繁》十四卷，阮孝绪撰。”《新唐书·艺文志二》：“阮孝绪《正史削繁》十四卷”）。《正史削繁》可能是“正史”名称最早的由来。尽管《广弘明集》成书晚于《隋志》，但从它著录《正史削繁》一书详于《隋志》来看，其所据文献当早于《隋志》之所据。《隋书·经籍志二》分史部书为13类，以“正史”类为之首，著录历代纪传体皇朝史，并有小序概说其意。这是“正史”在历史文献分类上真正确立的标志。所谓“正史之名，见于《隋志》”（《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正史”类序）之说，或许包含了上述两种情况。《隋志》成书于七世纪中期即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而阮孝绪（479-536）是五世纪和六世纪之交的人，其《正史削繁》当比《隋志》早一百二、三十年。阮书已佚，故我们现在讨论正史含义，只有从《隋志》说起。《隋志》所谓“正史”，指的是《史记》、《汉书》一类的纪传体史书。除纪传体各史之外，尚包括关于这些史书的集注、集解、音训、音义、驳议等著作。刘知几撰《史通》，特叙《古今正史》篇，然其所谓“正史”含义与《隋志》并不相同。他在《史通·古今正史》篇结末处写道：“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事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自余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这里，刘知几是把自古以来凡“史臣撰录”之书，尽视为“正史”。因此，上起先秦的《尚书》、《春秋》，下迄唐初的官修诸史，不论记言、记事、编年、纪传，都在《古今正史》论列范围之内。他的正史含义比《隋志》宽广得多。以上两种关于正史的含义，对后世都有一定影响。
        刘知几以下受其影响最突出者，是清代雍、乾之际定稿刊正的《明史》，其《艺文志·序》写道：“四部之目，昉自荀勖，晋、宋以来因之。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有也。明万历中，修撰焦竑修国史，辑《经籍志》，号称详博。然延阁广内之藏，竑亦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区区掇拾遗闻，冀以上承《隋志》，而赝书错列，徒滋讹舛。故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为釐次，勒成一志。”因此，《明史·艺文志》“正史”类所列之书皆为明人之著作，内容多系宋、元、明三朝史事，体裁则包含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这显然是受了刘知几《史通》之《古今正史》篇和《书志》篇的影响所致。
        《隋志》以下，《旧唐书·经籍志》承《隋志》体例，也于史部书首列正史，“以纪纪传表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因之。清修《四库全书总目》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统认识，其史部总序云：“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正史类序又称：“正史之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近蒐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史异也。”这是把“钦定”的《史记》等二十四史列为正史，并强调“未经宸断，悉不滥登”、“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从而使正史处于史书中之最崇高的地位。而有关正史的训释音义、掇拾遗阙、辨正异同、校正字句等著作，均分别列于各史之后。自是，近200年来，正史即《二十四史》遂成为一个固定的概念，至今为人们所袭用。
        以上关于正史的两种认识，一是指纪传体皇朝史而言，一是指官修史书而言。前者内涵比较具体，后者内涵则过于宽泛。本世纪以来，尽管这两种说法都有影响，但从主要倾向来看，所谓“正史”，即专指作为纪传体皇朝史的《二十四史》。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规律性的认识，即“正史”的概念，千余年中，其含义或宽或狭，几经变化，最后以专称《二十四史》作为最有影响的确定的概念。近人先后增《新元史》而成《二十五史》，再增《清史稿》而成《二十六史》，只是姑妄言之罢了。1935年，顾颉则在《二十五史补编》序中写道：“《二十五史》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这是从史学的最基本的方面高度评价了历代正史的史学价值。
        三
        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正史和野史都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问题在于，人们应当怎样对待它们，尤其是应当怎样看待野史的撰述及其价值。
        在史学史上，自唐宋迄于明清，野史笔记为许多史学名家所重视。关于对野史之价值的评价，从比较明确的意义上说，宋人洪迈是较早提出这个问题的学人。他曾举魏泰《东轩录》、沈括《梦溪笔谈》二书所记真宗朝史事中的三事有误，乃断言“野史不可信”（《容斋随笔》卷四）。此外，他又指出陈无己《谈丛》“所载国朝事，失于不考究，多爽其实”，并举出四例证之（《容斋随笔》卷八）。他还指出孔毅甫《野史》一书所记本朝事多有不确处，疑其为魏泰所作（《容斋随笔》卷一五）。可见洪迈对野史是很关注的，他的批评也是很认真的。然其所谓“野史不可信”的断语却失之于偏颇。宋人高似孙提出另一种见解，他详考《资治通鉴》所参考的文献“二百二十余家”，除诸正史外，采用野史笔记甚多，并举例说明所记“皆本末粲然”，认为：“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史略》卷四“通鉴参据书”条）元初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在讲到《资治通鉴考异》时指出：“盖唐中世之后，家有私史……《老异》三十卷，辩订唐事者居太半焉，亦以唐私史之多也。”（《资治通鉴》卷二五○懿宗咸通元年七月，胡三省注）这就有力地证明了野史笔记的真正价值。明末人喻应益也是推崇野史的，他甚至认为西汉以后“安冀国有信史，野史之不可已也久矣”。同时，他也指出：野史之作，“见闻或失之疏，体裁或失之偏，记载或失之路”（《国榷》喻序）。这是推崇野史而又认识到野史的缺陷。清人昭梿论金、元史云：“自古稗史之多，无如两宋，虽若《扪虱新语》、《碧騢录》不无污蔑正人，然一代文献，赖兹以存，学者考其颠末，可以为正史之助。如金、元二代，著述寥寥，金代尚有《归田录》、《中州集》等书，史官赖以成编；元代惟《辍耕录》一书，所载又多系猥鄙之词，故宋（濂）、王（祎）诸公不得不取材诸碑版、行状等词，其事颇多溢美。”（《啸亭杂录》卷二“金元史”条）昭lián梿认为，众多野史可以作为撰述正史的材料来源之一。1922年，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也持这种见解。他还举出若干史例，证成其说。梁氏重视野史的史料价值，无疑是对的；但是，他把野史过分抬高，以至认为“不知谁何之人所作半通不通之笔记”，竟可与《史记》、《汉书》“作等夷视也”，这就未免不近情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