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的认识来看，我们在对待野史、野史和正史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上，应比前人有更多的理性认识：一是应有全面的和辩证的观点，二是应有历史主义的观点，三是应有批判继承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些观点，前人也都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料；这些思想资料多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
        关于全面的和辩证的观点。明代史家王世贞针对本朝的史学，就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得失阐述了精辟的见解。他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弇山堂别集》卷二○《史乘考误》引言）这一段话，概括地指出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偏颇和缺陷及其在史学上毕竟又都各有长处而“不可废”的道理，言简意赅，可谓史学批评史上的确论。他所总结的“人恣而善蔽真”、“人臆而善失真”、“人谀而善溢真”的三种情况及有关概念，具有值得重视的理论、方法论意义。从这里我们得到这样的启发，所谓全面的和辩证的观点，一是对正史、野史、家史的得失应作综合的评价，不应作孤立以至于对立的看待；二是对野史本身的长短应作辩证的看待，以避免陷于偏颇的误区；三是由此而及于全部史学遗产，亦应作如是观。
        关于历史主义的观点。不论是对野史、正史，还是如王世贞所说的国史、野史、家史，都应作历史主义的看待。在这个问题上，清代史家章学诚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写道：“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文史通义·文德》）章学诚讲的“文德”，是文史批评的原则之一，所举的《三国志》、《汉晋春秋》、《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及其作者对“天统”、“纪传”的认识与处理，都从时代及作者“身之所处”予以说明，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具有普遍的意义。今天我们对待“正史”、“野史”及一切史学遗产，不论是从全局上看，还是就个别的著作及作者来说，都应采取这种方法论原则。
        关于批判继承的观点。“批判继承”是今人的观念，但并非古人没有这种思想因素。《隋书·经籍志二》杂史类小序一方面指出野史“非史策之正”，一方面又强调“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刘知几在《史通·杂述》篇卷末写道：“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事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杂说野史，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其中毕竟有“要”可“酌”，有“善”可“择”，因而受到“通人君子”、博闻学者们的重视。这些认识，包含了鲜明的批判继承思想因素，值得今人借鉴。
        四
        现在，我们可以概括地来说明野史的史学价值了。它主要表现在：
        --反映了中华民族重视治史的优良传统和史家自觉意识的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具有突出的历史感，历来重视治史。这一方面表现在官府对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的重视，因而建立起完备的史官制度和修史制度；另一方面又表现在私家撰史的发展，而野史笔记的兴起也正是这一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之一，它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重视治史的优良传统和史家自觉意识的不断增强。唐人李肇撰《唐国史补》（一作《国史补》），自序其书撰述旨趣说：“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可见，李肇是为续刘餗《传记》（即《隋唐嘉话》）而作此书，其主旨是“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这也是诸多野史笔记著者的共同旨趣。李肇以“国史补”名书，其意甚明；而唐僖宗时进士林恩著有《补国史》10卷（《新唐书·艺文志二》杂史类），亦同此意。李德裕撰《次柳氏旧闻》，旨在“以备史官之阙”，“惧其失传”（《次柳氏旧闻》序）。宋人王辟之《渑水燕录》序说：“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县，身不脱乎饥寒，不得与闻朝廷之论、史官所书；闲接贤士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之。”欧阳修《归田录》自序也说：“《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他们都特意指出，其书所录与史官所书、所记的区别；而所谓“可取者”、“可录者”，自也包含“以补史氏”之意。
        --丰富了历史记载的内容。野史笔记的兴起，极大地丰富了历史记载的内容。这里，我们不妨以唐、五代的有关著作为例略作说明。唐及五代的野史笔记，因其作者的身份、见识、兴趣、视野的不同而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价值。但这些书说人物，论事件，讲制度，旁及学术文化、生产技艺、社会风情、时尚所好等等，都或多或少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历史的面貌。在现存的唐、五代野史笔记中，张鷟的《朝野佥载》（6卷，原系20卷）、刘餗的《隋唐嘉话》（3卷，亦称《传记》、《国朝传记》、《国史异纂》）、刘肃的《大唐新语》（13卷，亦作《大唐世说新语》）、封演的《封氏闻见记》（10卷）、李肇的《国史补》（3卷，亦称《唐国史补》）、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1卷）、李德裕的《次柳氏旧闻》（1卷）、郑处诲的《明皇杂录》（2卷）、赵lín（11）的《因话录》（6卷）、李绰的《尚书故实》（1卷）、张固的《幽闲鼓吹》（1卷）、范摅的《云溪友议》（3卷，一作12卷）、郑綮的《开天传信记》（1卷）、高彦休的《唐阙史》（2卷）等，以上为唐人撰述；以及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2卷，一作4卷）、王定保的《唐摭言》（15卷）、孙光宪的《北梦琐言》（20卷）等，以上为五代人撰述。这些野史笔记，除少数外，大多是唐人或唐末、五代人记唐事，比较真切。如《隋唐嘉话》记南北朝至开元间事；《朝野佥载》主要记唐初开元时事，而以记武则天时事最多；《国史补》记开元至长庆年间事；《因话录》记玄宗至宣宗朝事；《幽闲鼓吹》、《云溪友议》、《唐阙史》、《北梦琐言》记唐末事。这些野史笔记所记虽不及正史系统、全面，但在揭示时代特点和社会风貌方面，因少有拘谨、言简意赅而具有独特的价值。
        应当指出，野史笔记中，有的尚未完全摆脱神仙志怪的影响，但这毕竟不是它们的主要倾向。诚然，即使是小说、故事一类的笔记，也与史学有一定的关系。近人陈寅恪以韩愈主持修撰的《顺宗实录》同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中的“辛公平上仙”条“互相发明”，证明宦官“胁迫顺宗以拥立宪宗”及“宪宗又为内官所弑”的事实，从而说明：“李书此条实及关于此事变幸存之史料，岂得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之耶。”（《〈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又如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20卷，续集10卷，虽有不少神仙志怪的记载，但它却包含了一些社会史、科技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历来受到中外学人的重视。
        两宋以下，有些野史笔记的作者在考证史事方面用力甚勤。如宋人张世南著《游宦纪闻》，被称赞为“修史校书，它日或有采证，岂小补云乎哉”（《遊宦纪闻》李发先跋）。又如宋人李心传所著《旧闻证误》一书，对宋初以来各家所载朝章典制详加辨正，证其讹误，被人誉为“良史才”（《旧闻证误》李调元序）。野史笔记在这方面的价值，也是很重要的。
        --活泼了历史撰述的形式。《隋书·经籍志二》说“杂史”的特点之一是“体制不经”，是指它在体裁上不像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那样规范，即是其“杂”的一个方面。刘知几《史通·杂述》篇指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所谓“自成一家”，一指内容而言，一指体裁而言。清人浦起龙解释《杂述》篇的要旨说：“杂述，谓史流之杂著。”这也应当包括内容和形式两层含义。正是这种“体制不经”的“史流之杂著”，使其得以用活泼的形式来撰述史事：有分卷而无标目者，有分卷而有标目者，有事后追记者，有当时所记者，有分类编次者，有依时编次者，等等。这种撰述形式的“杂”，确与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史书具有规范的体裁、体例迥异；但也正是这种撰述形式的“杂”及其多彩多姿，极大地活泼了中国古代史书的编撰形式，有利于史家主体意识的发挥，有利于历史记载领域的开拓，有利于史学更广泛地走向社会、走向民间。这是唐宋以后中国史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综上，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野史笔记在思想上、内容上和体裁上，都有值得重视、借鉴之处。不论是在研究、撰写中国历史方面，还是在促进当今史学发展方面，野史笔记都是有待于进一步发掘的史学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