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冶炼金属，二里头文化已经有不同种类的青铜器，包括礼器、兵器、工具等。其制造工艺相当复杂，有些还嵌有绿松石。近年，西自青海，东至山东，很多地点发现年代早于或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早期铜器或者制作铜器的遗址。
    已知年代最早的，是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一座仰韶文化房屋基址出土的残铜片，质地是黄铜，基址年代约公元前4700年。1975年，在甘肃东乡林家一座马家窟文化房屋基址出土了一柄青铜刀，基址年代约公元前3000年。这类发现证明，金属技术在中国的出现也不晚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
    应当指出，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有数的独立兴起的古代文明之一，其起源与发展过程的探讨，有可能使以往主要以近东等地文明为依据的理论得到补充和修正。对在考古学上怎样判断文明时代的问题，如有的学者所说，不能简单套用流行的标准，需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无论如何，中国文明的肇始要比一些人设想的更早，也就是说在时间的长度上明显地延伸了。
    中国古代文明在空间的广度上，也由于大量重要考古发现而扩大。建国以前，出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为数不多的主要考古工作都位于中原一带地区，使人们的视野受到很大局限；与此同时，传统的内华夏而外夷狄的观念亦有遗留的影响，于是在古代文明研究中酿成中原中心论的流行，以为文明的原始及后来的进步无不起于中原，向周边传播辐射。
    考古工作几十年来的开拓铺开，以事实的证据逐步驳倒了中原中心论。中国辽阔境域各地发现的多种多样的文化，清楚地表明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由多地区多民族共同缔造、共同推进的。苏秉琦先生把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他强调“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使“过去那种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偏差开始得到纠正”。
    就夏商以下的发展而言，过分夸大中原文明的地位也是不对的。这时王朝的政治中心诚然是在中原，但在中原以外还有文明程度很高的地区，对中原同样有所影响。例如湖北、湖南早即出土有很多精美的商代青铜器，有些比殷墟所出形制更为庞伟，工艺也没有逊色，是否属于当地文化长时间为人怀疑，甚至被指为后世的仿制品。80年代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祭祀坑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掘，都获得了大量青铜器、玉器等等工巧瑰丽的文物，确证当时距中原很远的这些地区有着相当高的文明水平。
    其实，很多发掘材料显示，盘庚迁殷以前的商代前期，商文化已有很广泛的分布。1963年以后湖北黄陂盘龙城的发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不但涉及古代文明地域的广度，也关系到文明发展的高度问题。看来文献中关于商汤以来功业的描述，并非子虚。
    周代考古更能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两周王朝都邑：周原的岐周，长安的丰镐，洛阳的成周，诸侯国都邑：晋、虢、应、郑、卫、燕、齐、楚、秦……等等，考古工作的丰硕成果在在令人惊异。东周王朝势衰，各诸侯国的文化特色日益突出，如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等专门课题，事实上已成为一些学科分支，使古代文明的研究大为丰富。
    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反复证明了古代文献的可信性。作为“九五”期间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多学科交叉，对夏商周年代学进行系统的探讨。这为将来的古代文明研究在方法论上开辟了新路。
    这里还必须提到70年代以来大量战国秦汉简牍帛书的发现。其间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等，都在学术界引起热烈的讨论。特别是1993年冬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内容包括儒道等家典籍，1998年5月一发表，就成为研讨的焦点。 郭店简和不久即将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简的考释研究，有助于重写战国百家争鸣时期的学术思想史，将中国古代文明顶峰的辉煌进一步昭示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