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路军失败原因。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西路军的由来及西征经过已经基本清楚，但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的认识上，仍是见仁见智。董汉河对西路军的组成和失败原因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认为组建西路军是历史的合力和机缘造成的，导致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历史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包括对黄河以东红军主力的策应，耽误了西进的时间，消耗了西路军的实力；建立河西革命根据地是西路军无力同时完成的任务；西安事变后变幻莫测的国际国内形势对西路军的致命影响；敌我力量悬殊，且敌人力量有增无减，“拼战甚坚决”，西路军有耗无补，进退失据。（25）上述总结是比较全面的，如再能对共产国际援助的变化、西路军本身在执行打通路线的任务时处置上的得失作些分析，可能更全面。
    关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闻黎明对1939年与1943年前后两次宪政运动的实际发起因素、不同的争取重点、获得的有形成果三个方面进行了重新分析，形成了新认识。（26）李翠艳对第一次宪政运动中知识界开展的关于宪政与抗战的讨论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客观评价了正、反两类观点，同时对这次讨论的价值体现作了分析。（27）王建朗对这一时期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对民主运动的影响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认为从长远看，抗战时期国共双方在民主问题上的得失，已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中国的走向。（28）
    关于延安整风。近年来延安整风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学者们突破了以往研究的定势，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其中引人注目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对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动机和目的到底是什么？二是对延安整风应当作出什么样的评价？李东朗认为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动机，是从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战略高度和反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迫切性考虑的；整风的目的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中确实出现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萌芽，但应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因此而否定整风运动。延安整风对党的建设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把建国后出现的错误归结于延安整风是不正确的。（29）
    关于皖南事变。以往的研究中过多强调了事变前蒋介石国民党的阴谋和事变后美国的压力和国际舆论的作用。杨奎松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认为事实上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的阴谋。事变的发生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也与中共中央必欲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具有某种必然性。同时也有偶然性，即与中共拖延北移时间且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人意料的北移路线，国民党恰好在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了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道路的巧合有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不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对中共动武的计划。事实上并不存在美苏及国际舆论反对及日本进攻打乱国民党发动更大规模剿共战争阴谋的情况。中共中央受莫斯科影响，对国民党政策的估计及应付事变的态度也曾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30）
    关于解放区的整党。这个问题在党史著作中一般都会涉及，但叙述得十分简略。黄道炫对整党的起因、实际开展的状况作了尽量详细的描述，客观地再现了运动的复杂过程，并通过对土地改革区域的中低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几经浮沉的命运的观察，透视中共在驾驭这一历史巨变时所呈现的非同一般的控制力及面对社会政治潜流翻涌而做的强力应对与危机处理，总结了通过整党探索限制干部权力，民主建政的经验。（31）
    （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
    近十年来，随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档案资料丛书》的翻译出版，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是拓展和深化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大革命的研究。姚金果、苏杭、杨云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32）运用新史料，对共产国际、联共（布）制定中国大革命策略和政策的经过；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共产国际与联共（布）之间、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之间、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与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等几乎所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突破旧的框框，努力做到客观再现历史。有学者对以往研究较少的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共军事工作的指导作了全面考察，认为笼统地说苏联和共产国际不重视中共的军事工作是不对的。他们对中共军事工作有一个从忽视到重视的过程，并从多方面给予了指导。但“四？一二”政变之后，它们对中共军事工作指导又严重右倾，给革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33）
    二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革命指导的评价趋于客观全面。以往对这一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共产国际与三次“左”倾的关系上，且几乎都是否定的。近十年的研究能够客观全面地看待共产国际的作用，既指出它在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道路及苏维埃建设和红军指导上的脱离中国实际的“左”的错误，也较多地看到其支持中国革命，对中国革命指导中正确的方面。如有的学者重新审视三大起义的决策，认为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从酝酿到起义都是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总的看，虽然有脱离中国实际的地方，但也给予了中共很大帮助，为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作出了贡献。（34）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红军的关系，曹力铁认为他们对中共创建自己的军队是高度重视的，在如何处理中共直接领导军队和维护国共合作，在如何建设军队上，既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原则，又有许多脱离实际，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指示。（35）再如对共产国际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关系的认识上，张喜德认为共产国际在对中共六大指导中，已经放弃城市中心，主张农村中心。（36）刘晶芳认为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上虽然再次肯定了红军和根据地，但并没有实现工作重心的转变。无论是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谈话、报告，还是六大代表的发言，都还是主张城市中心的。六大后，中央在工作指导上也是以城市为中心部署工作的。（37）对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关系，过去讲得不够清楚。凌步机认为在对毛泽东的安排上，并不是如有的学者所说，会前在博古提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中没有毛泽东，是国际代表将毛泽东的名字补了上去，并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新史料证明，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三次提名中，毛泽东都是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候选人。（38）在共产国际与王明上台的认识上，目前学术界多归结为米夫的作用。李东朗认为前述说法似嫌简单。实际上共产国际对王明的基本态度是既可信任又认为不堪重任。他被推上中共领导岗位有米夫大量活动的影子，但根本之点不在米夫，关键是因其在“立三路线”时期的表现。（39）
    三是对战后苏联与中国关系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沈志华梳理了抗战胜利后苏联对华政策的变化，分析了这种变化与中国内战的关系，论证了中国内战对世界冷战格局形成的影响。（40）薛衔天、刘成元对苏联进军东北与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论述了中共经营东北的战略和苏联的东北安全战略；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辽沈战役与苏联关系等问题。（41）上述研究，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复杂局面下中共决策变化的原因。三大战役结束后，斯大林是否曾劝阻解放军渡江，主张“划江而治”？是党史界长期争论，至今仍存在严重分歧的问题。薛衔天认为“劝阻”说并非空穴来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从1948年春天起，不断向国民政府的官员和美国驻华大使等散布要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的信息。“劝阻”风源就是斯大林。毛泽东的判断没有错。（42）韩国学者金东吉根据他在俄罗斯查到的斯大林与毛泽东往来函电的原件以及其他原始文件的内容，认为斯大林确曾有过“劝阻渡江”之举。（43）2006年俄罗斯科学院齐赫文斯基《1949年1月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函电往来》（44）的译文在国内刊物登载后，否定“劝阻”说开始占据上风。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研究的进展
    （一）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研究
    近十年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研究的进展，集中在对工业化与过渡的关系上。朱佳木认为，新中国建立后，党之所以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根本原因是编制五年计划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得到了苏联在技术和设备制造上给予全面援助的承诺；而实际过渡时之所以又被提前，主要原因也在于要使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尽快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朱文把党的决策层考虑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与选择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战略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考察，视角新颖，分析深入，得出的结论有说服力。（45）孙代尧指出，毛泽东作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并非个人一时的“偶然冲动”，而不过是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的工业化建设对农业的要求和农业发展不适应工业化需要的矛盾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而已。（46）与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原因的分析相关联，庞松通过对1953年5月李维汉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调查报告的研究，对党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和决策过程作了分析，认为提前过渡之所以能够付诸实施，还与党和毛泽东找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船”和“桥”，即过渡的途径有关。1953年4、5月间，李维汉等通过在武汉、上海两地的调查所得，提出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是逐步将资本主义工业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使其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主要环子”，从而找到了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船”和“桥”。在过渡的途径问题解决后，1953年6、7月间，毛泽东主持召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者对李维汉的调查报告与过渡时期总路线决策的关系，作了清晰描述，对全面认识这一段历史因由很有帮助。（47）武力认为除了社会主义理论局限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选择，而新民主主义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体制和公私兼顾政策所形成的均衡发展机制，并不能有效地保证这种战略的实施。这是一个新的视角。（48）
    （二）关于中共八大的研究
    几十年来，学术界对八大决议轻易被否定的原委一直没有搞清楚。对此，学者们进行了较多的探讨。齐卫平认为八大虽然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结论，但大会主题报告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大会议程中没有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因此，该结论在形成之初就未达成共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八大路线的认识存在分歧，毛泽东虽然批准了八大的政治报告，但是对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并不赞成。（49）韩钢认为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是胡乔木在决议最后修改时后加上去的，并未征得毛泽东的同意，而正是这句话，为毛泽东后来所一再反对。作者概述了毛泽东的变化过程，认为毛泽东否定八大决议，除了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原因外，还有两个背景性因素要考虑，一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还存在很多遗留问题。二是1956年下半年，党内和社会上对合作化、对社会主义改造、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有“疑问”，毛泽东把这种动向和苏共二十大引起的风潮联系起来，担心党内有些人过不了社会主义的关，由此又提出了论证社会主义优越性、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50）总之，韩钢对所谓“八大悬案”的释疑，资料翔实，论证充分，逻辑严谨，厘清了一些疑惑，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共八大史的研究。任晓伟、肖娴认为由于理论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得毛不可能在八大政治决议通过之前重新把阶级斗争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开改变八大的判断，则标志着毛泽东由“以苏为鉴”开始向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复归。（51）黎见春分析了第八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队伍结构，认为中央委员会成员中知识分子、经济建设的专家级人才不多，绝大部分出身于农民阶级而不是来自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大多还是职业军人出身，特点是服从命令和权威；政治局委员的经济知识和建设经验与大规模经济建设不相适应，他们的思维方式和领导方式也有些不利于八大路线的坚持。（52）巩茹敏强调个人崇拜之风盛行、领导制度存在弊端、民主法制不健全、缺乏必要的监督约束机制是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制度原因。（53）
    此外，林蕴晖对八大与“以苏为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以苏为鉴”有两个层面，既包括接受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错误的教训，也包括苏共领导人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到苏共二十大提出的种种改革尝试的启示；同时也有中共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自主思考和贡献。（54）田冰对八大提出党代表常任制的背景、过程作了分析，认为八大设计的党代表常任制有4个特点，一是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二是各级代表大会是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三是扩大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四是党代表常任制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借鉴。（55）关于八大会风的研究，以往学者们关注的比较少。陈答才、方海兴记述了八大民主会风的主要体现并分析了民主会风形成的原因。（56）杨明伟结合有关这次会议会风的内容，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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