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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研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提出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研究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 学者们着重从现实的角度探讨了《正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王伟光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一方面，提供了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深刻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思想指南；另一方面，提供了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南。（58）柳建辉、陈莉莉指出，在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正处》中的有些思想，需要不断地学习和继承；而有些方面，则需要在借鉴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和创新。（59） 对《正处》的文本分析有助于对这一理论的理解，逄先知、李捷《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诞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形成过程》（上、中、下）（《党的文献》2002年第4、5、6期）、张启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创立及贯彻中的失误》（《北京党史》2007年第4期）、耿铎文《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论的形成及现实意义》（《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4期），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正处》的形成过程，充分肯定《正处》的理论贡献。石仲泉详细介绍了《正处》的修改情况。（60）张新华以《正处》文本为主，结合毛泽东《正处》前后的两个提纲，联系刘少奇、邓小平的相关文献，分析其相互关系，揭示《正处》的方法论意义。（61）张化对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大转变与《正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在两大问题上带有难以避免的认识缺陷：一是如何克服执政党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问题；二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62）笔者认为，作者的分析颇有新意，也是有道理的，尽管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有些学者还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理不同信仰之间矛盾等视角，分析了《正处》的理论创新、经验教训和启示意义。（63） （四）关于“大跃进”运动的研究 “大跃进”的发动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应从多种因素挖掘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源。李付安从宏观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受到了“政治统帅经济”的干扰，“以苏为鉴”误入回归革命经验的歧途，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为唯意志论所扭曲，赶超战略在积极平衡论的支配下走向极端，这些因素是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源。（64）此外，学者们从某一方面就“大跃进”的发动原因进行了分析。如，有的学者对“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国际因素进行了研究。（65）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思潮是“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发展不可忽视的极其重要的原因。（66）在体制因素方面，朱耀武认为，毛泽东注意到了经济体制的弊端，也想进行改革，但当时的改革服从于“赶英超美”的宏伟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完全依赖于政府所主导的政治运动。（67） 关于“大跃进”的历史教训，郑谦、杨凤城、林蕴晖、王也扬等从不同角度作了较为深刻的总结。（68）关于“大跃进”运动的个案研究，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角度广阔，研究也比较深入细致。（69） （五）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一直是“文革”史研究的重点、难点。金春明从宏观视角进行分析。指出，“文革”的发生，既有特定时代大气候的因素，又是国内外、党内外诸多矛盾的蕴聚和总爆发，没有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但只有毛泽东而没有长期封建主义的浓重遗留和政治体制中的严重弊端，“文革”也是有可能避免的，因此，要用辩证的方法和态度，从多个方面考察“文革”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原因。（70）许多学者就某一领域深入细致剖析“文革”的起因，（71）为我们提供了宽阔的视野和丰富的资料，对把握“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有所启发。 学者们精细选题，开掘“文革”史研究的新领域。许多专题、个案研究扩大了资料利用的范围，拓展了研究领域，开阔了视野，深化了“文革”史研究。（72） 如何进一步深化“文化大革命”研究，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张静如指出，对“文化大革命”要在宏观上否定，微观上细致分析。杨凤城提出从历史的“长时段”研究“文化大革命”。蔡乐苏强调要跳出“文化大革命”来研究“文化大革命”。刘国新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了“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应注意的问题。（73）王宇英强调了口述历史在“文化大革命”研究中的重要意义。（74）郭若平以福建“文革”期间出现的部分小报为例，强调“文革小报”在“文革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75） （六）关于两年徘徊时期的研究 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过去一直比较薄弱，甚至被忽略。近年来，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非常活跃，渐成热点，呈现出新的气象。 如何看待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如何认识和理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两年的评价，以往对这两年的历史基本是否定的。这几年重新审视，逐渐作出了较多肯定的评价。张金才认为，这两年是“前进”的，但“前进”并不顺当，有曲折，有斗争。应理直气壮地如实肯定这两年。（76）覃采萍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实现工作重心、对内和对外方针政策的伟大转折，与党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理论准备密不可分。（77）程美东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文革”后中国的国内政治力量变化趋向和整个社会生活方式渐变等综合因素积累的必然结果。（78） 两年徘徊时期对外开放的进展得到了学者们的肯定。张旭东指出，1976～1978两年徘徊时期，中共逐渐恢复了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并发展到利用外资，突破了对外引进的禁区，实现了对外引进政策的重大转折。这是三中全会前夕对外开放思想的一个巨大进步，为后来对外开放思想的确立及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79）李妍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外贸易要有一个大的发展”的号召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启动，中外贸易团体往来频繁，中国政府在完善原有对外贸易机构的同时，通过召开专题研讨会、派出国小组国外调研、定期举办商品交易会等方式，为发展对外贸易创造良好的条件。两年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80） 上述文章，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两年徘徊时期党史研究的成果。但是，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领域，拓展深度，不应为突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而否定这两年的历史。 注释： ①罗志田：《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②罗志田：《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三》，《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③候且岸：《关于“问题与主义”之公案的历史还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6期。 ④胡绳：《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⑥田子渝：《史料颇丰的中共创建史研究》，《百年潮》2006年第6期；占善钦：《一部精心考证的创新之作--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李丹阳、刘建一：《新视野下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研究--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评介》，《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王素莉：《“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若干问题探讨--也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有关论述》，《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5期。 ⑦汪文庆：《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几点不同意见--访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百年潮》2006年第6期。 ⑧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⑨李里峰：《“运动”中的理性人--华北土改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⑩杨奎松：《关于战后中共和平土改的尝试与可能问题》，《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11）张侃：《从宗族到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基层政权建设》，《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12）笑蜀：《民主共和国的标本--陕甘宁边区十年变革记略》，《炎黄春秋》2006年第1期。 （13）厉有国：《“三三制”：中国共产党开发执政资源的伟大创举》，《理论导刊》2007年第5期。 （14）吕波：《开明绅士参与陕甘宁边区政权的原因探析》，《理论导刊》2007年第2期；《开明绅士参与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建设的主要形式》，《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5）吕伟俊、岳宗福：《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领导的社会保险立法》，《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6）黄正林：《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秦燕：《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家庭变革》，《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 （17）刘轶强：《革命与医疗--太行根据地医疗卫生体系的初步建立》，《史林》2006年第3期。 （18）李淼翔、刘宋斌：《中共三大学术研讨会述要》，《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5期。 （19）黄爱军：《试论“党内合作”的历史局限性--党内合作限制了中共对领导权的争取》，《安徽史学》2006年第4期。 （20）金冲及：《较量：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21）杨奎松：《一九四六年国共四平之战及其幕后》，《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2）陈扬勇：《〈共同纲领〉与新中国三大政治制度的确立》，《党的文献》2009年第4期；《〈共同纲领〉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兼谈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形成》，《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 （23）龚育之：《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5～67页。 （24）黄道炫：《重析福建事变中共应对方针》，《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25）董汉河：《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七十周年祭--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其价值和意义》，《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6）闻黎明《抗日战争时期宪政运动若干问题的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27）李翠艳：《1939-1940年知识界关于“宪政与抗战”的讨论及其价值体现》，《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4期。 （28）王建朗：《浅议抗战时期民主进程中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 （29）李东朗：《延安整风四题之我见》，《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1期。 （30）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31）黄道炫：《洗脸--1946年至1948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32）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3）姚金果：《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九次学术讨论会概述》，《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5期。 （34）王新生：《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光明日报》2007年8月3日；蒋国海：《论共产国际与秋收起义》，《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5期。 （35）曹力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江汉论坛》2007年第4期。 （36）张喜德：《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的促进作用》，《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