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的创立，由来已久。《左传》有“君子曰”，《史记》有“太史公曰”，《汉书》有“赞”，《三国志》有“评”，《晋书》以下，则多为“史臣曰”。《晋书》往往在有些例目前加一段序言，说明设立之原由凡例，有时也进行评论，亦可视作史论。自史汉至晋书，史论总的趋势是字数越来越多，篇幅越来越大。《史记》“太史公曰”直抒胸臆，数言辄罢，且极浅近；《晋书》“史臣曰”则要慎重其事地讨论晋代由统一而分裂，由强盛而寡弱的历史教训，以免唐帝国重蹈前辙，不厌其烦，反复说教。又唐承六朝余风，作者皆擅骈文偶体，写来不免铺排张扬，所以刘知几就批评这如同“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太不相配了（《史通·论赞》篇）。兹后论者相沿，都持此看法。这其实是值得商榷的。
    同散文一样，作为一种文体，骈文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关键在于如何运用，能否自由表达。如果是拙劣的散文，那又有什么可取？所以刘知几尽管非难《晋书》用骈文写史，而他自己用来表达这种批评意见的《史通》本身，就用骈文写成。这也并没有妨碍它多方面地探讨史学源流发展，分析各家优缺得失，流畅自如地表达各种看法。这说明，完全不是文体的问题，而在于是否操练成熟，运用得当。李慈铭说：“骈骊行文，自六朝至五代，诏策诰戒，无不出此”（《越缦堂读书记》）。联想我国中古时期文学批评与史学批评的双葩《文心雕龙》和《史通》，皆用骈文写成而影响久远，说明骈文之用，是时尚表现。《晋书》史论也是如此。另外，从史论的发展看，史迁陈寿以降，大都极讲求音节之铿锵鲜明，诵读上口，骈化趋势已很明显。反过来说，骈体的铺排跌宕，迴转多变，对于分析复杂多样的历史事件，评价功过相间的历史人物，正有委迤折衷，曲尽其致之妙用。要之，史论的好坏，不主要在文体，而在于历史观点的正确程度。这样来看，《晋书》史论是相当出色的。笔者曾就《晋书》史论评价人物之实事求是、褒贬准确等特色作过探讨（《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 兹就其有关历史事件、历史现象评价中表现出的是非观点和历史进步性，再作举例说明。
    例如，西晋的统治为什么那样短暂？祸乱不息的原因何在？武帝等纪，后妃、齐王攸、荀勖、贾充、杨骏等传的史论一再反复指出，西晋的统治来自所谓禅让，因而不注意采取措施使老百姓“感而应之，悦而归之”，所以根基本不深固。在此“新集易动”之基础上，晋武帝“无久安难拔之虑”，“居治而忘危”，荒淫怠政，宠信后党，重用贾、杨、荀等奸凶之人，逼死齐王攸，疏远正直的朝臣，弄得“朝寡纯德之人”，正气不振；贵族统治阶级腐化堕落，奢侈无耻，加上其时“政令不恒，赏罚斯滥，或有材而不任，或无罪而见诛”（《八王传·序》）。从官场的乌烟瘴气，政治的是非颠倒，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败坏，不可救药。因而“晋道中微，基于是矣”，祸乱之兆，“彰于此焉”，统治危机已隐隐萌生了。而在托付后嗣这样的大事上，晋武帝却“建立非所，委寄失才”，“树立失权，托付非才”，终于引起贾后乱政并导发八王之乱，直接促成了西晋败亡。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对齐王攸受武帝忌害而死，以致后来八王乱时缺乏一个有威望有资格有能力的宗室大臣来稳定朝政，史论深表惋惜。这是有一定根据的。而对荀勖诸人阿意人主，屡逞奸谄，结党营私，促成祸乱的行为，史论屡加谴责。尤其对贾充这个“谄谀陋质”的“刀笔常材”，史论认为他并未在统一全国的征战中建立功勋，仅仅凭了在魏晋嬗递中“抽戈犯顺”杀死魏帝曹髦，才得“滥叨非据”，“身极宠光”；就是这个魏的逆臣，晋的罪人，竟然“存荷台衡之寄，没有从享之荣”，真是“无德而禄”，死有余辜。这种谴责颇能道出人心愤慨，大概适用于一切干了坏事而得寿终之权贵。对八王，史论仍然划分了其间劣迹的重轻差别，指出了有的因软弱无能（如汝南王亮），有的因性果志锐（如楚王玮）而被贾后利用，作了牺牲品；有的先举义旗复逞暴横（如齐王玮），不免助长祸乱，害时害己；有的则本性庸劣却心怀奸慝（如赵王伦），他们肆行纂夺，诛杀无已，促成战祸升级，是其中最坏的一个类型。总又指出，“西晋之政乱朝危，虽由时主”，武帝之昏庸举措，惠帝之愚蠢不堪，是其根由；“然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八王是具体参与并扩大战乱者。这个分析既有历史的根由，又有具体的责任，分寸掌握很严。
    又如“五胡”的崛起，本为当世瞩目，《晋书》史论自然要探讨其事。试看对前燕政权的开创者、鲜卑族慕容廆的评论：“英姿伟量，是曰边豪，衅迹奸图，实惟乱首”，“二帝构平阳之酷，按兵窥运；五铎启金陵之祚，率礼称藩。勤王之诚，当君危而未立；臣主之节，俟国泰而将徇。适所谓相时而动，岂素蓄之款哉”（卷108-111《载记》“史臣曰”），这里分析了慕容廆的策略是养兵蓄甲，坐观时变，不去挽西晋既倒之狂澜，那是徒然费力；却来打起拥戴东晋的旗号，这会得到境内胡汉各族的支持，争取政治主动。所以用“相时而动”来概括其万全的战略姿态。接着又指出其成功在于“制敌多权，临下以惠，劝农桑，就地利，任贤士，该时杰”。这是符合“五胡”们汲取汉文化营养促进自身发展，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勃发向上，不可战胜的历史真实。又如对前秦苻坚的评论：“雅量瑰姿，变夷从夏”，“遵明王之德教，阐先圣之儒风，抚育黎元，忧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纬军国，符融以懿戚赞经勖，权、薛以谅直进规谟，邓、张以忠勇恢威略，隽贤效足，k1j703.jpg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并举。乃平燕定蜀，擒代吞凉，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义，幽险宅心”，“因以功侔曩烈，岂直化洽当年！虽五胡之盛，莫之比也”（卷112-115《载记》“史臣曰”）。这里正确地指出了符坚成功的原因是：加速封建化，继承前代基业，任用了王猛等良才干臣，勤政爱民，因而得到百姓拥护，成为“五胡”中最强盛者。苻坚臣僚，仅王猛、苻融有附传，其余权翼、薛賛、邓羌、张蚝等事迹只散见于苻氏载记中，史论在此一一提到他们并就其主要方面给予评价，这是恰当的。以下又探讨苻坚败亡，在于由盛而骄，刚愎拒谏，穷兵黩武，导致人心离散，所以淝战一败，内部鲜羌势力即叛，前秦瓦解于顷刻之间。看法是有见地的。又如评论石勒说“对敌临危，运筹贾勇，奇谟间发，猛气纵横”，“古之为国，曷以加诸，虽曰凶残，亦一时杰也”（卷104-107《载记》“史臣曰”）；评论乞伏炽盘说“叱咤风云，见机而动，牢笼隽杰，决胜多奇”，“览其遗迹，盗亦有道乎”（卷125《载记》“史臣曰”）；评论赫连勃勃说“器识高爽，风骨魁奇”，甚至骇叹“岂阴山之韫异气，不然何以致斯”（卷130《载记》“史臣曰”）。总之面对十六国“或篡通都之乡，或拥数州之地，雄图内卷，师旅外并”，“莫不龙旌帝服，建社开祊”（《载记·序》）的史实，作者虽也不脱传统偏见，说了些“丑类”、“丑虏”、“狼心”之类的话，但在更多地方，史论则主要是赞赏着这些“五胡”民族出类拔萃的优秀代表人物在一定时期的建树，客观中肯地分析评价他们的成败得失，甚至连石勒雄视曹操的豪迈气度，书答刘琨的洒脱风格等生活细节处都注意到并表赞许，这同时也就表现了《晋书》作者平等对待兄弟民族的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