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国第一部成熟的通史著作--《史记》撰成以来，出现了风格各异、各具时代特点的为数众多的通史著作。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简编》成书于1941年，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的通史著作，体现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通史编撰的新要求和新特点，是几千年通史编撰的里程碑，标志着通史编撰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一、中国史学史上“通”的意识
             纵观中国史学史，“通”的意识贯穿始终。司马迁著《史记》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明确提出了通古今的要求，从此“通”作为一条著史的原则为史家接受，《史通》、《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文史通义》等，表明“通”是中国古代史家信奉的准则，也是古代史家追求的目标。这众多的以“通”标目的史著，虽然其“通”的含义不尽相同，但无疑都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宝库。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仅是“史家之绝唱”，更是古代通史编撰的典范，它在“通古今之变”上所达到的成就是后人无法企及的。其“通”不只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圆而神的“通”的精神，但正因为它“体圆而用神”，后人难以把握，也难以效仿，故而陷入了只求形似不求神似的怪圈，纠缠于通史与断代孰优孰劣的争论。班固断汉为史而成《汉书》，颇遭后世史家之非议，尤其是郑樵，视班固为致使“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郑樵《通志·总序》）的千古罪人，其实，班固虽断代为史，却从未放弃“通”的追求，全书贯穿着“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汉书·百官公卿表》）的旨意[2]，其作为断代史的突出成就也正是在通识指导下取得的。唐代刘知几其“《史通》的撰作，在于以史为主，而阐明治史的通识”，《史通》卷七《鉴识》说：“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通识，是《史通》全书的主题”[1]（P.199）。郑樵把“通变”和“会同”作为史学工作的两大原则提出来，合称为“会通”。“从‘通识’到‘会通’，是史学思想的一种发展。刘知几所谓通识主要是从历史编纂学方面的兴趣出发而接触到了历史观的问题。郑樵所谓会通，有历史编纂学上的问题，同时也是正面地提出了历史观的问题。”“郑樵是想从千头万绪的历史现象中，描绘出一幅百川会于海，万国通诸夏的图景来的。尽管他所描画的这幅图景还远不能反映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这种设想在中世纪史学中仍是极其珍贵的”[1]（P.230）。马端临在郑樵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加以发展，郑樵所谓“通”是指史事记载的时代相续，所谓“会”是指对史料的综合，马端临同意郑樵的会通说，但他比郑樵要更进一步。“郑樵的会通说，在于使人们从断代史中解放出来，从断代史走到通史，要人们从复杂事例中依类找出头绪来，这是一种基于归纳法而寻求历史规律的初步要求。”但这仅是历史编纂学上的史书体裁问题，不能解决历史问题，马端临把会通运用于历史问题的研究上，即不满足于历史记载的时代相续的类例，而更注意历代典章经制变通弛张的原因[1]（P.256）。到了封建史学的殿军章学诚那里更是把古代有关通识的理论推向高峰。章学诚强调编修通史的通识对史学发展的要义，同时指出通史之修，其便有六，其长有二，其弊有三。可以说，在史学演进的过程中，历代优秀史家的“通”的意识也在不断发展着。
            范文澜汲取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养分，在古代史家认识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通”有了新的认识，对通史编撰提出了新的要求。他指出：“通史所要完成的任务，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后要会通。”所谓直通，“就是要精确地具体地划分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即划分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因为“列宁称这些发展阶段为‘基本的事情’和‘基本范围’。研究中国历史，不能描绘出这个范围，就无法掌握贯穿古今的一条基本线索”；所谓旁通，“就是社会生活中各个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有机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所谓会通，“就是社会一直在向前运动，而运动在每一阶段上，都结合着许多矛盾”。也可以这样来理解，“社会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就是直通，社会在一定阶段内，当时一切事物的发展趋向，对直通说来，就是旁通”，如果说“直通与旁通的意义只是社会发展所包含的两个方面”，那么“两个方面的综合就是会通”[2]（P.71）。
            范文澜有关直通、旁通、会通的论述虽然在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绪言中出现，但其基本要求则在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中已体现出来，此后至修订本时臻于成熟，所以才有上述系统、全面的理论阐述。
           通史和断代史是从不同的视角来考察历史的。通史因为时间的上下贯通，使人们容易从中看出历史发展的轨迹，对历史发展总过程、总趋势达成通贯上下的认识，而断代史则详于一个朝代历史的记载，有助于对历史的微观认识，两者的关系应是相辅相成的，无论是缺少通史，还是缺少断代史的历史研究都是不完整的。何兹全先生谈到范老对中国史学的贡献时说到两点，一是史与论的结合，二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其中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就是讲通史与断代史、专门史的关系，他说：“范老最重视通史，所以写了《中国通史简编》。但通史和断代史、专门史的关系是相互为用，辗转发展的。通史领路，领导断代史、专门史前进；断代史、专门史，丰富通史的内容，为通史打基础。范老写通史，但范老对各个方面的历史问题又多有深刻的造诣。范老写通史，写了隋唐佛教，就是一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