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当地分析经济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之间的联系。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封建王朝，因此范文澜用浓墨重笔来写唐朝的历史。他把唐朝分为初唐、中唐和晚唐三个时期，分别叙述各时期的经济、政治状况和对外关系。范文澜敏锐地抓住了各时期经济、政治的不同特点，他指出：“从李渊武德元年到李隆基开元二十九年凡一百二十四年，在这时期中，因国内统一，政治比较良好，对外侵略不断胜利，社会经济一般是向上发展”[7]（P.373）；“从李隆基天宝元年到李纯元和十五年，凡七十九年。在这个时期中，因政治上的腐朽虚弱，引起中央政权（朝廷）与地方政权（藩镇）间长期的战争”[7]（P.399），“中唐是许多矛盾瀑发的时代。中央与地方间的内战，华族与外族间的侵夺，宦官与朝官间的排挤，朝官间的分党互争，唐朝在这些矛盾中--主要是中央与地方矛盾中衰落了”[7]（P.413）；“自李恒长庆元年至李祝天祐四年凡八十七年。在这时期中，宦官独占政权，朝官分立朋党，争夺权位，藩镇重新割据，朝廷力弱，不能像中唐发动大规模征伐”[7]（P.426）；各时期的特点虽不尽相同，但经济、政治、对外关系之间都有着密切联系。中唐时期，黄河流域遭受极大的破坏，全国经济重心转移到江淮流域。“中央政权依靠江淮的物力，虽然长安屡次陷落，政权终得免于崩溃”[7]（P.399），政治的腐朽造成经济的衰退，而国力的衰落又直接影响到对外关系，“初唐国内统一，对外侵略，开地极广。中唐国内分裂，外族乘机侵入，北西南三边沦陷”[7]（P.419），充分体现了各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制约。
        论述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联系，前一时期发生的某个历史事件可能会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如在两汉“疆域的扩大”一节中，范文澜指出两汉对外胜利的结果一方面是土地扩展、文化传播、外来物产输入、精神生活丰富、地理知识扩大，但另一方面“因为降附的民族数量很大，不及逐渐融化，中国内部又分裂互争，政治也极端腐败，终于酿成两晋时代五胡乱华、汉族南迁的祸乱”[7]（P.170）。唐朝侵略胜利的结果之一是大量异族迁入内地，因为异族人善骑射，多做武官，兵权在他们手中，酿成中唐时代安史为首的大战祸[7]（P.398）。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孤立地看某个历史事件不会看出其对全局的影响，但是用通的眼光联系地看，则会有深入的认识，在这一点上，范文澜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中国通史简编》还着力表现历史的丰富性，广泛叙述了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除政治、军事等过去史家的注意点之外，还重视论述各时期的经济生产、科技发明和思想文化。如论述古代的科学发明时，在“西汉工商业”一节中专门提到“几种工业或发明值得注意”，提及茶、纸、科学仪器和铅笔等[7]（P.165）；在元朝的经济状况一节中有“科学的发明”一标目，特别提到“元朝重用色目人，传来天文学、数学、炮术、建筑术、工艺、医学等科学上的新知识，影响中国科学的发展”[7]（P.692]；明代一章更是详细论述当时的科学研究，指出“与工业发展有关的科学研究，明末颇有专门著作出现”[9]（P.781），这些都很有见地。对古代科学的论述，范文澜旨在说明“中国人民有足够的自信心，可以在旧的基础上无限地发展现代的科学”，“中华民族有久远的丰富的多方面的创造性的科学传统”[2]（P.12）。
        此外，还重视对思想文化的论述。如在“商代的制度与文化”一节、“周代思想概况”一章，对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墨子、老子、孟子、荀子等各家各派的观点详加论述；“秦汉以来文化概况”一章，论述了自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影响较大的儒、道、佛三家思想流派，尤其重点论述了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历程，探究其历二千年为中国文化基干的原因，不乏精到见解；全书最后一章“隋唐以来文化概况”更是内容丰富，讲到佛教、道教、“儒佛道混合物”宋学、考据学派及一些卓越的思想家，还有“文学史略说”一节，提出研究文学的变化发展的十条规律，不仅仅是史料的排比，而且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面，提炼出规律性的认识。
        《中国通史简编》对古代人民的生产生活也有较多描述，白寿彝先生在评价《中国通史简编》的特色时，特别提到它“注意写出生产斗争的具体面貌，对古代科学发明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也写得不少”[4]（P.341）。应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不容易的，因为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写于1940-1941年的解放区，当时的物质条件和科研条件都很差，最突出的困难是资料匮乏，据范文澜讲，连《天工开物》、《农政全书》一类书都找不到[6]（P.169）。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范文澜克服重重困难，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56万字的《中国通史简编》，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