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注重把握两个历史环节
        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用翔实的材料、生动的论述论证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剧变不是偶然的，明清以为的种种社会积弊已经预示出这种剧变的历史必然性。
        首先，闭关自守的政策导致中国渐渐落后。明朝一章专设“南洋诸国与华侨”一节，历述明以前中国与南洋诸国的通商情况。“中国与南洋诸国的通商，西汉时代开始有简略的记载”，“两汉时代南方海上交通规模已经不小”，“孙吴东晋宋齐梁立国南方，人力财力都不能抗衡中原，势必发展海外贸易来补充本国缺陷”，因此“南朝海外贸易，远超两汉”。“隋唐南方海上交通继续发展，自广州至波斯湾中国商船独占运输业的霸权”。宋朝“朝廷独占大部分国际贸易的利益”，元朝承宋旧制。明以前的海外贸易情况大致如此，总趋势是朝廷对海外贸易的控制日益加强。
        明开国之初，朱元璋招谕南洋诸国进贡，后因怕国人与诸藩勾结，泄漏国情，遂实行严厉的闭关政策，朝贡停止。明成祖朱棣废除闭关政策，新创一种国营对外贸易政策，利用政府力量，夺取商人的利益。范文澜指出“中国与南洋的通商，是适应着本国经济力的发展而产生的。朱元璋行施闭关政策，朱棣行施国营贸易政策，虽然起了些阻止私人商业的作用，终究敌不过社会发展中的经济力量”[7]（P.822）。尽管屡颁禁令，威言吼吓，但大利所在，民不畏死，其实际效果是微乎其微的。这里范文澜意在表明：明朝统治者的政策显然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不但收不到实效，反而有害无益。
        因朝廷严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诛”，华商冒死出洋后，多不敢回国。欧洲人没有侵入以前，南洋群岛的华侨不仅在商业上占绝对优势，政治上也有着不可侮的地位，人口总数约略计算，当在十万以上。等到欧洲人侵入南洋，华侨得不到祖国的援助，情况渐趋恶劣，长年流寓海外积累的财富不能运回祖国，后来又受佛郎机荷兰的压迫，从此便失去发展的机会。“中国海商被朝廷抑阻，官吏勒索，蓄积起来的货币，不能转化成原始积蓄，作发展资本主义的前导。在这几个原因下，中国社会，渐渐落在欧洲的后面了。”[7]（P.825）范文澜多处提到中国社会落在欧洲后面的原因，旨在探讨历史的经验教训。
        另外，明以来的昏愦外交也是造成中国社会落后的因素。范文澜一针见血地指出：“明朝的昏愦外交，一直到清朝，依然保持着，发展着，造成鸦片战争以下无数次的大失败。”[7]（P.827）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就是因向官吏施以巨贿而得逞，“几个贪官污吏，轻轻地把国土送掉了”[7]（P.828）。
        明朝的种种积弊在清朝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有增无减，因此，当殖民者用枪炮敲开中国大门时，中国社会就不仅仅是落后于西方了，而是发生社会剧变，原有的统治秩序完全被打破。《中国通史简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导致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鸦片战争，其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其结果即中国的失败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从英国一方看，英国政府的财政依赖于鸦片贸易的不合法性，如果清政府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英国会受到巨大损失，因此它表面上主张鸦片自由贸易，但实际上是保护自己对鸦片贸易的垄断权，为保持利益，不惜一战。而清政府一方，由于林则徐等禁烟派力陈鸦片的危害，使统治者惊慌失措，为求自保，也只有求诸武力。还有一个特殊的第三方，即清朝的广东官吏，既欢迎英国走私贸易，又欢迎清政府严厉禁烟，以便利用职权中饱私囊，“他们不仅制造祸因，而且还竭力发展祸因”。因此，“英国和清朝都不惜一战，广东官吏又从中煽动战火，鸦片战争不能不爆发了！”[7]（P.1006）其次，鸦片战争是“老朽的中国封建社会”与“新兴的英国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其胜负自不必说，范文澜打了一个比喻，“老朽的中国，好比紧密封闭在棺材内的‘木乃伊’，一朝与外界新鲜空气接触，不可避免的要腐烂”，多么形象生动！“落后的经济，腐败的政治，昏顽的统治者，凶暴的侵略者，一切罪恶和弱点，在鸦片贸易中全面表现出来”，因此清政府必败无疑！
        把中国历史放入世界历史的宏观背景中考察，是《中国通史简编》的新探索，突出体现出著者广阔的联系的眼光。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范文澜把它和同时期西方的航海活动加以对比，得出全新的认识。他指出：郑和下西洋与葡萄牙人的海上活动同时，但动机却有所不同，因此各自产生的效果也截然不同。“欧洲人航海是适应了当时商业资本发展的需要，含有进步意义，郑和航海，主要是求满足皇帝‘万国朝贡’的侈心”，所以“欧洲因航海通商，收得社会向上发展的效果，中国航海通商，反招致民穷财尽的怨声”[7]（P.821）。
        说到华侨在海外的活动，范文澜肯定华侨的政治才能，指出华侨罗芳伯曾建立起兰芳民主共和国。放眼世界，这个时候北美也建立起美利坚合众国，两相比较，“由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产生北美合众国，资本主义在兰芳大总制，只是微弱的萌芽，封建主义却占了统治的地位。所谓‘贤’，不出嘉应州同乡人的范围，所谓众议，并没有国会的制度，政治重人不重法，凭道德不凭责任，刘台二刘鼎相继卖国，民众蒙昧不知，更无法制止。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北美合众国，在那时候，一定有它发展的前途；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典），混合封建思想产生的兰芳大总制，一定趋向衰落的末路。同时产生的两个民主共和国，一兴一亡，原因就在这里。”[7]（P.971）这一番评论实在精辟。可以看出，范文澜是把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宏观背景下来考察的。此外，《中国通史简编》还特别注意各朝代的对外关系与对外贸易，即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如写了汉、唐对外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达。
        范文澜说过，“通史的工作是这样艰难的，要认真做好通史，就必须全国史学工作者很好的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或研究断代史，或研究专史，或研究少数民族史，或研究某一专题，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通史来”[2]（P.72），诚如范文澜所说，通史的工作既艰难又重要。范文澜在长期的通史研究工作中，总结出通史编撰的“直通”、“旁通”、“会通”原则，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史学“通”的理论，对今天的通史编撰具有极其宝贵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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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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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史学史研究室编。新史学五大家[Z].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7]中国历史研究会。中国通史简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