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掌握贯穿古今的基本线索
            按照马克思社会形态的理论划分中国历史的阶段，是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不同于以往中国通史的最大特色，因而它被誉为“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3]（P.341）。翦伯赞于1938年5月在《历史哲学教程》序中说：“由于历史哲学在中国历史科学的领域上，没有展开其更高的发展，所以中国的历史家，至今还不曾写出一部正确的中国通史”，“关于中国通史，除日本历史家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苏联历史家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拉狄克的《中国革命史》、马扎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等似是而非的著作外，我们还没有看见一部相对正确的中国通史。”[5]（P.5）表现出对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中国通史著作的殷切期待，也说明了当时社会对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中国通史的迫切需要。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面对时代的召唤，应运而出，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古代历史做出新的解释。《中国通史简编》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地叙述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的通史著作，“范文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根本任务有自觉的认识，即不仅要说明中国历史进程符合唯物史观创始人指出的人类社会所共同经历的阶段，而且要全力总结出这种共同规律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6]（P.170）他对中国从远古到鸦片战争的历史有一个贯通全局的看法，通过社会形态的演进、统一规模的发展、民族关系的状况和国力的强弱几方面因素综合考察，把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划分为三大段：原始社会至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成立--远古至秦为一段；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成立后对外扩张到外族的内侵--秦汉至南北朝为一段；封建制度社会螺旋式的继续发展到西洋资本主义的侵入--隋统--至清鸦片战争为一段，这是基本的三大段。在此基础上再具体划分：夏以前是原始公社时期；夏、商是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到奴隶占有制时代；西周到秦统一是初期封建社会；秦汉至南北朝是封建社会的第二阶段；隋唐至鸦片战争以前是第三阶段。
            在对中国历史全局的整体的把握基础上，《中国通史简编》还做到深入分析各个时代的具体特点。范文澜以不同时代最鲜明的特点作为章节标题，如“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成立--秦”、“对外扩张时代--两汉”、“内战时代--三国”、“外族侵入时代--两晋”、“中国文化南迁时代--南朝”、“异族同化时代--北朝”、“南北统一时代--隋”、“封建制度发展时代--唐”、“大分裂时代--五代十国”、“国内统一封建制度进一步发展时代--北宋”、“外族侵入北方南北分裂时代--金与南宋”、“外族侵占全国社会衰敝时代--元”、“封建制度更高发展时代--明”、“外族统治，严格闭关，社会停滞，西洋资本主义侵入时代--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这些特点仍是围绕社会形态、民族关系、国力强弱、统一规模几方面加以考虑的。
            范文澜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反映出这样的观点：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他从直接生产者的身份、统治阶级的构成、上层建筑的封建性质和领主制如何向地主制过渡四个方面加以分析，得出西周封建说的观点。第二，“历史走着大螺旋式和无数小螺旋式的发展道路”[2]（P.33），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同样遵循此规律。历史不是循环的，而是螺旋式的发展，虽然前进得不是很远，但终究是在前进，秦汉统一国家的成立，就是最显著的前进。第三，“国家统一是异常伟大的力量”[7]（P.189），内战和分裂则会阻碍历史的发展。对历史上的内战和分裂时期，如三国和五代十国时代，范文澜痛切地论述内战和分裂的危害。他说：“汉末历史证明，内战是最可怕的罪恶，几百年积累的经济、文化、人口，挡不住内战残酷的破坏，所以发动内战的野心军阀，应该永远被历史咒骂。”[7]（P.203）
            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基本奠定了修订本的基础，以后修订本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初期（西周至秦统一）、中期（秦至隋统一为中期前段，隋至元末为中期后段）、后期（明至清鸦片战争以前）三个时期，对延安版格局的第二、三段进行了调整，基本格局大致未变。
        三、探讨各种社会现象的关系
        范文澜成功地做到了形成系统的贯穿古今的看法，划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总结其特点，这是《中国通史简编》在“通”字上下功夫的首要成功之处。同时范文澜又相当成功地做到考察各个历史阶段各种社会现象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从事物矛盾的发展过程研究历史的发展趋势。唯物史观所提供的崭新的观点和方法，一经范文澜掌握，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他的视野随即大大开阔，表现在从经济因素入手解释历史现象，注意经济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之间的联系，再现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总貌。
        对一些重大历史课题的解释从经济因素着眼，做出透辟分析。如对秦统一原因的分析，不仅从兵力、政治影响、政治风俗上指出秦国的略胜一筹，更指出“经济方面，秦确占优势”，因此秦的统一是军事、经济、政治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隋的统一也同样如此，范文澜指出北朝的鲜卑族占据封建制高度发展的根据地--黄河流域，迅速进入封建社会，元宏以后，封建经济逐渐恢复汉魏旧状，人力财力超过南朝，南北的均势遭到破坏，因而出现统一的隋朝。范文澜强调“南北两朝经济力的对比，决定南朝不能再存在，三百年分裂的中国在隋灭陈的形势下统一了”。不仅在统一进程中经济因素起着决定作用，分裂割据局面的形成与经济因素也不无关系，中国历史上两次大的分裂割据时期--三国和五代十国正是如此。范文澜指出：三国鼎立的形成与曹魏据有黄河流域，吴蜀两国出产盐铁，粮食足用，在经济上形成三个独立集团有密切关系[7]（P.217）；“五代十国的成立，证明江淮地区，尤其是长江珠江两流域，经济发展成若干个独立单位，每个单位有适当的人力财力供军阀们利用，因而造成许多小独立国对峙的形势”[7]（P.461）。这些见解都十分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