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教会史
    在公元1000-1500年间，天主教欧洲见证了多次信仰危机，它们的性质、规模、影响以及重要性各不相同。在此期间，”信仰“伴随着”危机“；但大多数危机是地方性或区域性的，持续时间也不长，天主教对整个西欧中世纪的掌控并未因此受到严重的威胁。[94]龙秀清认为，托马斯主义对拯救教会当局起了重要作用。托马斯主义是一个调和理性与信仰的综合体系，当信仰尚能涵盖理性的张力时，这个体系就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代世界科学理性主义大肆张扬的时代，信仰已被压缩到私人的范围，它已经很难涵盖理性提出的问题。因而，托马斯主义也就走到了尽头。[95]
    中世纪教会发生很大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原因的研究见仁见智。王亚静指出，12世纪教士阶层及其职业结构发生新变化的原因是西欧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经济活动凸显个体性增强了信仰的个体性化发展。[96]罗春梅、欧光耀指出东西方教会分裂的原因在于二者矛盾不可调和，英诺森三世强硬要求拜占廷人和拜占廷教会服从罗马教会，而拉丁人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对拜占廷领土的征服和殖民统治引起拜占廷人的仇恨，这就使所有统一教会所作的努力都归于无效。[97]龙秀清、李锦荣认为，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对社会各界造成巨大伤害，它沉重打击了修道院的经济基础和宗教权威，使之丧失了许多传统的社会功能，这加速了英格兰修道院及修道制度的没落，从而为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奠定了基础。[98]
    本年度学界对宗教改革的研究依然有新成果面世。宗教改革运动与德国近代国家产生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表现为通过削弱罗马教会的权力而强化世俗政府。通过分析路德与诸侯领地政府、路德与农民战争的关系，朱孝远诠释了宗教改革运动的革命性和保守性，阐明转型时期德国市民运动的特点和性质。[99]周施廷研究指出，在宣传策略上，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利用图像和口述布道，推动了与教会斗争的纵深发展，因此，只有结合视觉材料、口述史料和文字材料，才有可能对路德改教的性质及政治作用做出客观的评价。[100]面对挑战，天主教会是如何回应的，效果如何？曾祥敏从胡斯与兹贝涅克的恩怨、地方和罗马教廷等多种力量合谋指控胡斯和康斯坦茨公会议定罪异端等三个阶段详细勾勒了胡斯被控”异端“的过程，而胡斯的被控”异端“个案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了中世纪晚期基督教会与”异端“之间的张力。[101]对16世纪中叶的特兰特会议的研究可以提供答案。按照当时的境况，饱受诟病的教宗制度及其流弊理应成为特兰特会议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但会议并未做出实质性的反应。陈文海指出其中的原因是，特兰特会议之后，以教宗为首的罗马教廷垄断了对会议文件进行解释的特权，会议颁布的那些制约性规定便不再提及。[102]
    5、思想文化史
    本年度中世纪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中世纪欧洲哲学的逻辑学转向的研究。翟志宏认为，中世纪欧洲的逻辑学是长期以来理性与信仰之间张力关系的结果。作为一种认知工具，逻辑被中世纪经院哲学用来探究神学思想，在此过程中，它获得了成为一种理论的合理性，并最终促成了逻辑学研究的理论转向。[103]在大学里，逻辑学逐渐成为基础必修课程，这促进了演绎推理和唯名论的兴盛、归纳推理的兴起，而演绎和归纳并重的思维方式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做了准备。[104]段智德指出，在讨论和阐释西方中世纪哲学时，不能不特别关注中世纪阿拉伯哲学，不仅因为中世纪阿拉伯哲学明显地具有西方属性，而且还因为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对作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拉丁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105]其次是对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相关问题研究。朱孝远指出，文艺复兴是欧洲由衰及兴的一个转折点，人文主义者在危难之时担负起拯救欧洲的使命。探讨欧洲文艺复兴对于建设文化强国、深入思考文化如何推动社会进步，无疑具有借鉴意义。他提出，我们应当投入到当前文化强国的工作中去，很好地把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为我们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腾飞贡献力量。[106]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女画家安古索拉的一幅画作为图像证史的论证分析提供了切入点。黄鹤指出，该画作在西方艺术史中失语的过程不仅反映了女艺术家群体与整个社会中女性群体逼仄的生存境况，还揭示了历史中不容忽视的性别身份问题。[107]基督教会以其超越性的宗教理想和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不懈地推动了”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和”12世纪文艺复兴“，培育了西欧大学和学术思想的幼嫩根苗，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文艺风格，从而为后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08]对于人文主义的研究，国内学者本年度的成果是关于研究理路的梳理。刘贵华指出西方学界关于都铎时期英国人文主义的研究有三大新趋势：研究视角从著名人文主义者拓展到其他人文主义者；研究重点从学术领域向其他领域延伸；研究方法强调整体性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并重，人文主义研究呈现多样化；[109]在追溯了犹太人文主义运动的构建过程之后，卢镇指出，由于学者们对犹太人文主义或犹太文艺复兴的解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犹太人文主义运动兴起的背景、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哲学以及犹太人文主义运动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的比较等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110]
    对于中世纪叙事模式、艺术创造和史学积淀也有学者涉及。王云龙指出，穆斯林和拜占庭人采取其特有的”萨底“（suttee）叙事和”复仇“叙事对罗斯的形象进行了建构，由此形成了”恶罗斯“叙事。它是西方世界”厌俄“情结的发生学文本，其实质是西方阐释政治学的话语型构与合法性言说。[111]高志民、吕净植对拜占庭世俗音乐的顽强生命力表示惊叹，尽管它受到了教会及其基督教作家的严厉打击和尖刻的批评，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音乐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衍生下来，在音乐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留下了光彩夺目的印记。[112]对于史学对时代的记忆，赵立行考察了在查理曼帝国由统一到分裂的变化过程中，历史著作通过各种体裁记述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和变幻不定的社会现实。它们不但记载了历史，也反映了加洛林时代的史学编纂趋向及其价值。[113]
    八、日本古代中世纪史
    2012年度的中国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关注了史学史、古代王权、古代天皇制、律令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古代日本的国际关系与中日关系、近世（江户时代）的武士与对外关系等问题。
    2012年10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主办了”日本古代史研究的现在与未来“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中方学者发表了多篇论文，如韩昇的《井真成墓志再考》、李卓的《律令时代日本的婚姻形态》、刘晓峰的《循环观念的展开-以《贞观仪式》践祚大尝祭的国栖和隼人为中心》、王维坤的《中日古代都城比较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徐建新的《好太王碑发现史和早期拓本制作史的新史料》、王凯的《日本古代大陆移民与万叶古歌》。
    在史学史研究方面，宋成有总结回顾了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指出古代中国人以强调”华夷之别“为观察视角，采用整体式、实证式的基本方法研究日本。至近代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学人抛弃了”华夷“观念，研究日本的理论五色杂陈，研究方法因人而异。1949年以后，台海两岸学者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各有特色，从相互隔离而逐渐相互接近。大陆学者构成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力。在研究理论和方法多样化的演进中，唯物史观和实证研究成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114]韩昇探讨了日本古代的修史的背景与特点。他认为日本古代修史是在强化中央权力，以及为政权树立合法性和正统性的要求下应运而生的。从履中王到推古王，几度修史均告挫折，直至天武王”壬申之乱“后，为粉饰其政权的合法性而把修史作为国家事业来抓，终于在八世纪前叶修成《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天武朝以来的修史事业，一方面是编纂朝廷的标准史书，另一方面则是删改氏族拥有的历史记载。其修史的蓝本及其史学思想，深受汉唐史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史风格，以传附纪，而有别于中国正史的体例。《日本书纪》虽然有许多不成熟之处，却成为日本后来修史的范式。[115]
    王仲殊对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的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再次强调了他长年来主张的”中国工匠制作“说。他指出，据《三国志？魏书》记载，魏明帝死于景初三年，少帝继位后，仍称当年为景初三年，但次年则改称正始元年。”景初四年“的年号实际上并不存在。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盘龙镜为东渡的中国工匠在日本制作，因不能及时得知中国魏朝皇帝改年号之事，所以在铜镜的铭文中使用了”景初四年“的年号。[116]
    王凯从文字、文学角度研究了古代东亚的大陆移民与日本古代王权的关系，认为来自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大陆移民为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贡献了文字、文学等文明要素，推动古代王权走向成熟。文字和文学是联系大陆移民与日本古代王权的纽带，而掌握文字工具的大陆移民又是联系大陆、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重要载体。[117]另外，王军有认为古代日本的大化改新是一次社会变革，其后的日本社会具有明显的封建制特点，再次强调”大化改新封建说“。[118]胡稹、洪晨晖对古代日本国号”大和“的意义进行了考证和分析。[119]
    武寅论述了日本天皇制的起源于特征，认为日本天皇制起源于日本古代社会，在经历了种种变迁之后，逐渐形成了三大基本要素。一是皇统谱所代表的皇位继承制度，它保证了皇位传承的家族唯一性；二是等级身份秩序，它保证了天皇的至高无上性；三是神化，它保证了天皇的绝对性。由这三大要素造就的天皇，成为日本政治文化的类图腾，天皇制也因之而成为日本政治制度的典型标志。[120]
    今年度有部分论文围绕律令制国家与社会展开研究。李卓关注了日本古代的贵族问题。认为日本自古就有贵族传统，从古代豪族到律令贵族，再到幕府军事贵族，尽管体制不同，功能不同，但实行贵族统治是相同的。以藤原氏为代表的律令贵族的成长瓦解了皇权与文官官僚联合治理的中央集权制度，也最终让位于幕府军事贵族。贵族开创了”家“制度，对日本历史影响深远。贵族的贡献在于他们通过学问与教养形成一种文化底蕴，始终保持着令武家羡慕的文化优势，在文化传承上的意义要大于其执掌政权的意义。另外，她还关注了古代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认为日本历史上最辉煌的吸收中华制度（以吸收唐代制度文明为中心）的时期是极其短暂的，它在创造了奈良时代的繁荣以后，从平安时代开始趋于衰落并渐次结束了。中日两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矛盾方面的差异实际上早就表现出来了，并因此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121]章林论述了古代天皇制下的皇亲赐姓问题。他指出，古代日本的皇亲原本没有”姓“，随着古代国家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出现了皇亲赐姓的现象。皇亲赐姓的实质是通过调整以天皇为顶点的身份制度来维护和加强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统治体制。另外他还研究了古代平城京的市场，认为以东、西市为中心形成的全国性的流通体系，促进了都城与周边地区的交流，强化了律令制国家对全国的统治。[122]崔晓以古代日本汉诗为切入点，论述了古代日本仿照中国建立的贡举制度。指出日本古代贡举制施行时间与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远不及中国，但同样有着独特的内容与发展历程。该制度的若干特点，在当时日本人所作有关贡举制度的汉诗及其他文献中均有所反映。古代日本贡举制度与中国科举制渐行渐远之原因，与两国实施贡举制度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有关。[123]
    葛继勇研究并评价了唐代赴日高僧鉴真的弟子法进。认为法进在推动天台教学思想在日本的流播上功不可没。法进赴日前居住的扬州白塔寺很可能早就存在天台教学思想的传播，当时律宗高僧律、天台二宗兼学，鉴真、法进也不例外。法进在日不仅讲诵天台经籍，而且还利用自己携带至日的天台经典协助校勘已流传的天台佛经文本，参与佛经校勘事业。[124]
    8世纪末--12世纪的平安时代是古代日本人在吸收中国古代文化基础上创建有自身特点的民族文化（国风文化）的时期，在日本古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王海燕的专著《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与信仰》以年中行事为切入点，论述日本平安时代的政治、社会和信仰，并探讨平安文化中的中国因素。该书论及的主要内容有平安时代的贵族政治、平安京的社会生活、古代日本的灾异人士、佛教的传播、平安时代的神道。[125]另外，田玉娥、刘舜强通过对日本古代钱币”和同开珎“的研究，探讨了渤海国与日本的经济往来。认为渤海国在与日本进行交聘和商业往来的过程中，开辟了三条由中国东北至日本的重要交通线-日本道。[126]
    关于日本中世纪史的研究，近年来一直鲜有成果发表。王金林探讨了日本战国大名的治国之策，认为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的日本战国时代也是其历史上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较有成就的时期。战国大名们为了领国的安稳和繁荣，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重农、发展手工业、促进商业流通、整顿土地、实施法治，并在组织上推行”家臣制“等，推进了时代的发展。[127]
    王明兵评价了德川幕府初期对明朝和朝鲜的外交策略，认为日本”海禁令“发布（1633年）以前30年间，江户幕府与明朝的直接外交虽然未有明显的进展，但通过与朝鲜的积极接触，最终实现了与朝鲜的关系正常化。[128]权宇论述了江户时代”锁国“体制下的华夷观与西洋观的变迁。在日本推行锁国政策期间，东亚三国地域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并未断绝。随着社会内部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传入，日本人开始批判和反思自己的文化，以自己所拥有的风土意识重新界定”华夷“观念及对外关系，不断调整”中国化“模式和民族传统心态，最终实现了吸收西方文明的思想变迁。[129]朱海燕考察和评价了处于”锁国“状态下的日本”漂流民“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认为日本的”漂流民“扩展了日本对”世界“范畴的认识，扩大、充实、纠正了日本人原有的地理知识，更为”锁国“下的日本管窥海外及调整”世界“认知提供了情报信息，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世界意识的形成进程，为日本在”世界“认知方面由”中国＝世界“向”中国＜世界“观念的转换提供了实践性论证支撑。[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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