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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民考察了16至19世纪前期的中国对日丝、绸贸易由盛转衰的过程。认为中日生丝贸易衰落的原因，实不能单从输出的中国一方去找，而还应从输入一方的日本去找，其根本原因则在于随着日本蚕丝生产兴起和丝织生产的发展日方对华丝、绸需求的减少。输日华丝的由盛转衰，实质上反映了中日丝绸生产特别是生丝生产能力的前后变化，反映了日本随着生丝生产的发展逐渐减低了对华丝的依赖程度。[131]16世纪40年代，欧洲人首次到达日本，他们在日本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传教和经商活动。张兰星梳理了17世纪初的英日贸易及其失败原因，认为17世纪初的英日贸易虽然短暂，这是东西方两大岛国的首次接触，因此具有特殊意义。他还分析了西方的在日耶稣会的教产来源及商贸活动，认为在日耶稣会一直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于是传教士们又冒险参与日欧之间的商贸活动，其所获利润用以补充传教经费。[132] 在近世日本思想史研究方面，张赫分析了江户时代学者赖山阳的”封建之势“的思想。赖山阳的”封建之势“理论的”势“属于历史哲学范畴，兼具连续性和更替性特点，”制势之术“是以”天道“为出发点的具体政治策略。该理论的隐性因素是”势“的历史命运，赖山阳通过”尊王贱霸“的政治主张间接为”势“的衰落结局作出了判断。这对幕末志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33] 九、朝鲜古代史 2012年7月9-10日，朝鲜史研究会与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联合召开了中国朝鲜史研究会2012年学术年会暨第九届会员大会，共收到论文71篇。分为古代史、近现代史、当代史三个小组进行学术讨论。古代史组讨论的主题包括：朝鲜半岛古代国家古朝鲜、驾洛国及百济的历史，唐、新罗、日本三国的对外贸易制度的比较研究，高丽与元朝的通婚外交等。2012年11月6-9日中国第十三届韩国学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广州市举行，本次韩国学国际会议由中山大学韩国研究所主办，有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等地150余名学者出席会议，提交会议论文128篇，研讨会分三个分会场对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展开了讨论。 关于朝鲜半岛的早期文化，吴大洋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了汉江干流区域的支石墓，分析了这一区域支石墓的分布特点，并探讨了这一地区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等级化。对汉江干流区域公元前10-前8世纪时期的支石墓提出以下几点认识：一是以密集程度和规模划分的密集群、小群和数量组别，反映了当时分层的社会组织结构；二是不同级别的墓域是由血缘亲疏关系所决定的，各数量组代表了社会组织最基本单位的家庭或家族墓地，而各密集群表示拥有独立领域的部落墓地，整个汉江干流区域支石墓的分布格局，显示各密集群之间的相互联系或已出现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三是密集群中存在的高规格支石墓及特殊隧葬品，意味着这一时期社会组织内部成员等级化现象已很突出。[134]邰鑫成对朝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弓山遗址（位于朝鲜平安南道温泉郡弓山里）的房址、工具、动物遗存进行了考察，认为弓山文化已有初步的农业，进而得出结论，弓山文化是一种以渔猎采集为主，农耕为辅的混合式的生业方式。[135] 刘子敏通过对百济的族称、国号、建国者及王族的姓氏的考证，认为百济民族或国家起源于高句丽或夫余是百济人的伪托。百济是马韩领域的北部土生土长的民族，其建国（部落形成）与夫余人或高句丽人并无瓜葛。百济王族的姓氏”徐“或”扶徐“是百济王族有意抬高自己的身份，以便同高句丽在地位上平起平坐，并不表明百济人源于夫余。[136]孙泓通过对史料的梳理，考证了新罗的起源，并考证了新罗与三韩、古朝鲜、乐浪的关系，认为最初形成的新罗民族，是以韩人为主体，吸收了多批中国移民融合而成，提出新罗的民族起源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源的。[137]苗威对”辰韩六部“与新罗的早期历史进行了探析，认为”新罗六部“始称”辰韩六部“，是在辰韩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组合，是新罗历史的早期阶段；新罗诸建国神话传说是在公元3世纪随着六部的逐渐形成而产生的；新罗的”十七官等“产生于4世纪末5世纪初。[138]赵俊杰、王新英以汉人集团的兴衰为主线，利用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探讨了乐浪郡、带方郡灭亡后一个世纪中，西北朝鲜地区汉、高句丽、百济、倭等各民族集团的动向和社会变化与势力的兴衰，认为乐浪、带方的覆亡是当时汉人领导集团在高句丽的进攻下主动放弃故土投奔前燕的结果。作者还认为高句丽活动中心南移，使高句丽文化与西北朝鲜的汉文化相互碰撞、交织、融合，成为社会变革的主旋律。[139]姜清波认为百度百科中对”福“和”扶余“这两个唐代中国境内的百济国人姓氏的源流介绍存在很多纰漏，他通过考证认为，其中”福“氏由”福富顺“氏简化而来的观点没有历史依据，”百济堂“是百济人后裔堂号的观点也属虚构。[140]舒健以蒙古人印侯为例对怯怜口与高丽政局关系进行探讨，认为以印侯、张舜龙等为代表”怯怜口“作为入丽元朝公主最为信任的近臣，被委以重任，成为高丽统治阶层的一部分，为双方的交流沟通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同时他们也成为了元朝在高丽的代表，维护元朝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客观上加强了元朝对朝鲜半岛的控制。[141] 郝树声通过对敦煌、居延、西域出土汉简和朝鲜半岛出土汉简中的《论语》等儒家文献的分析，认为其填补了在思想文化上对巩固边疆、维系人心、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统一的价值观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方面的空白，弥足珍贵。[142]金震海对新罗时期国语诗歌《处容歌》进行研究，认为其并不是历史事实的展现，而是一种原始宗教意识的产物。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了解古代朝鲜半岛人民的生活理念和民俗信仰。[143]拜根兴系统论证了新罗末期高丽朝初期出现的金石碑刻及其反映的历史事实，认为新罗末期高丽朝初期出现的金石碑刻，不仅是韩国金石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韩国历史编撰中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144] 金禹彤研究了高丽礼制的建立背景及过程，认为高丽礼制建设在古代朝鲜半岛礼制史上具有开创意义，高丽礼制对唐宋五礼体系的”效法性“和”变异性“是朝鲜半岛文化儒家化、政治礼治化进程的真实表征，对朝鲜半岛治国思想、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145] 赵智滨考证了唐朝在百济故地初设的行政建置，认为唐朝在百济故地初设的37州是由唐朝占领的百济原37郡改建而来。并考证出唐朝在百济故地初设的37州中的23州的位置。[146] 丁廷发以在统一新罗末期萌芽，高丽时期发展起来的自然山水式园林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相关遗存文献和现存的平壤城的高句丽安鹤宫、统一新罗时期庆州的雁鸭池、高丽时期的一些寺刹园林和朝鲜时期的宫苑及住宅园林，解析了古代朝鲜半岛统一新罗时代、高丽时期、朝鲜时期的造园特征，认为朝鲜半岛的古代园林特征从整体上看体现为”无技巧“的自然、山水式园林。[147]赵维平以朝鲜历史上所出现的乐器为切入点展开历史调查，探索，力图探明历史上朝鲜音乐与中国的关系及其变迁的脉络，认为其显然受到中国音乐的深刻的影响。大量的中国乐器至今仍然传承于现代韩国。这种对外来文化接受、消化、逐渐地方化、本土化的过程揭示出朝鲜一千多年来的音乐历史发展轨迹，也反映出文化接受层对来自中国的外来文化的一种接受方式、态度与能力。[148]周元对《高丽史》中相关的天文纪录进行了考察，将现代天文与古代观测进行了联系认证。在考察了RAqr（指位于宝瓶座的一颗变星）与高丽1073年、1074年两次客星观测记录之间的关系后，认为不能完全否定两次观测记录的真实存在性，以及第一次1073年客星与RAq历史爆发相关的可能性；认为1074年的客星记录所能对应的天体很可能是一次火流星或彗星记录。[149] 黄修志讨论了高丽使臣的”小中华馆“与朝鲜”小中华“意识的起源的关系，认为其诞生在宋丽外交中，是后来朝鲜王朝反复强调的”小中华“意识的思想起点。[150]郑永振、霍嫣然对高丽中期中央官学的变迁进行了考察，并将其与宋朝的官学进行比较，认为高丽的中央官学是其教育机构的主要形式之一。在吸收宋代官学有益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机构设置、教学内容、奖励制度等方面为后世官学教育提供了一个蓝本。[151] 《三国史记》是朝鲜古代的重要史籍。苗威对《三国史记》作者金富轼的历史观进行了探讨，认为《三国史记》中的”事大观“、”神话观“、”渤海观“以及以新罗为中心的”正统观“等四个方面，不仅集中体现了金富轼重要的史学思想，也是学界评价《三国史记》史学价值的焦点。[152]张芳从朝鲜史书《三国史记》卷二十《婴阳王本纪》中出现的两个关键词”新集“、”留纪“入手，结合《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长寿王迁都之前的史料，认为《留纪》和《新集》是高句丽的两部古史，是与高句丽史有关的原始资料。[153] 十、古代中亚史、东南亚古代中世纪史 赵永伦考察了7、8世纪中亚的宗教和文化变动过程。7世纪中叶，中亚地区多种宗教和平并存，8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入中亚，但并未在中亚取得胜利。此后随阿拉伯人的征服而来的阿拉伯文化也未在中亚产生重要影响。但在共同抵抗阿拉伯人的过程中，突厥文化开始与中亚本地文化融合，开启了中亚早期的突厥化进程。[154] 本年度中国学者在东南亚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中取得可喜进展。[155]《东南亚古代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从远古至19世纪初叶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地区史，既有对地区历史发展的综合性整体论述，又有对各主要国家和重要事件的具体分析与专题研讨；既有古代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的历史论述，又有对古代东南亚国家的各民族宗教文化的阐述。作者从东南亚自身历史的视角出发，对东南亚的史前文化及其特色、稻作文化与社会基本结构、早期国家的形成和演进、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起与特征、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和本土化，以及中国、印度与古代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安南后黎朝(1428-1788)是越南封建社会由繁荣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这时期的黎朝社会崇尚和仿行中国文物制度，也实行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取士制度和学校教育。同时，黎朝向中国明清派出了大批使臣，北使一般以儒学修养深厚、科举中格的士人充任，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成为黎朝士人向上流动的有效渠道。[156]于向东考察了越南阮朝的”外洋公务“问题，他指出，西航仅沿近海岸进行，对航路的判断多参照主导海上贸易的华人的亚太海洋知识体系；对东南亚、南亚各文化区域和西方殖民者的认知以个人感受和推测为主。西航虽有官方垄断海外贸易、打探东南亚和南亚形势、演习海军、锻炼官员等多重目的，也是阮朝文武官员衔命”出使“、开始接触域外”蛮夷“、开眼看世界的具体表现，但缺乏对英法等西方殖民者入侵的深刻认知与具体应对措施，遂于19世纪中后期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157]牛军凯对目前关于潘陀浪王宫档案的中文本进行了补编，该档案是保存于法国巴黎亚洲学会图书馆的占婆地区的档案，涉及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末的人身依附制度、土地买卖、民间借贷、官方军事调动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是研究晚期占婆史的重要资料。[158] 沈燕清关注了泰国暹罗曼谷王朝的鸦片政策，认为暹罗曼谷王朝在鸦片问题上施行的是一种比较矛盾的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试图限制乃至消除国内的鸦片吸食习惯，同时又力图从鸦片销售中汲取税收。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迄今为止毒品问题在泰国仍难以根除的原因所在。[159] 注： [1]熊芳芳《世界史学科建设暨学术前沿研讨会综述》，《世界历史》2012年3期。 [2]林志纯著，张强整理：《日知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 [3]陈明远、金岷彬：《西亚的陶器时代》，《社会科学论坛》2012/7。 [4]国洪更：《亚述帝国的”拉科苏“士兵探析》，《世界历史》2012年第1期。 [5]魏琼：《宪政起源考---以古代两河流域神权、长老会、法律与王权的博弈为视角》，《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4期。 [6]张文安：《古代两河流域神话的文化功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7]马一舟，郭丹彤：《古代两河流域脏卜卜辞中的阿达德神》，《历史教学》2012年第14期。 [8]王亮、郭丹彤：《梅藤自传体铭文译注》，《古代文明》2012年第1期。 [9]李晓东：《《伊南尼自传铭文》译注》，《古代文明》2012年第3期。 [10]郭丹彤：《帕勒莫石碑及其学术价值》，《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 [11]李晓东：《埃及史前史与原史研究中的材料与问题》，《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2]郭丹彤：《古代埃及文明归属问题探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3]王亮、郭丹彤：《试论古代埃及的法律--以新王国时期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6期。 [14]李模：《试论古代埃及阿玛纳宗教产生的主要原因》，《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