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理论和方法的一门学科，其萌生可以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那时尽管中国近现代史阶段并未结束（当时习惯上把1840～1919年叫近代，把1919～1949年称现代，后来学界又将1840～1949年总称为近代，1949年以后称为现代）[1]，学者们就着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传统史学方法研究中国1840年以后的历史；有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就产生了这段历史史料的研究。但真正把中国近现代史（即就以1840～1949年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范畴而言）作为一门学科完整地来研究，也只能在1949年以后，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研究同样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观以往，如果将1949年以后的历史也视作现代阶段（一些大学的现代史教学仍如此划分），那么从1949年开始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在时段上又显得不完备了。因此，相对来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有了涵盖时段更长的中国近现代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今拟对这一学科的定位、进程、形成和前景，做一初步的考察。这对于我们总结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研究经验，认清当前的研究现状和问题，瞻望未来的研究前景，也许不是无益的。
    1学科本身定位
    说到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学科定位，不能不涉及史料学特别是中国史史料学的学术定位。
    我国史学素有重视史料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传统，很早也出现过以史料和史料工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如《校雠略》（宋？郑樵著）、《校雠通义》（清？章学诚著）等，但只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历史和史料学的研究才成为科学，才逐渐有这方面的科学著作问世。解放后，史料学的研究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更是成果显著，以史料学命名（包括通代的、断代的、专科的、概论的）的著作达十多种，论文近百篇，但迄今未建立起一个相对严密的宏观结构体系，内容范围的界定也还缺乏统一性[2]（P41）。按照对史料学的一般理解，我认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应是探讨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理论和方法的历史学科。鉴于有的作者常将史料工作（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与史料学研究相混淆，故在此有必要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工作与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的联系与区别作一简要的陈述。
    要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就必须搜集史料、考证史料，进而将史料分类整理并加以利用，然后才可能撰写为论文、著作等研究成果。一般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同志，往往很难有完全现成、准确的史料可用，都要进行不同程度的史料工作；而专门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征集、文献考证、档案整理、图书编辑、资料提供的同志则全部精力用于此类史料工作。不管兼及或专事此具体史料工作，都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形成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应该说，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与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是密切联系的。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就“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3]（P469）进行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工作，必然要涉及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史料的理论和方法，即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问题。因此，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逐步开展并形成自己学科体系的同时，有可能开始萌生并逐渐形成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尽管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而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上升到理论形成史料学，也需要一个过程，甚至有点“姗姗来迟”，但只要中国近现代史学在发展，中国近现史史料学也一定会随之形成和发展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是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赖以产生的实践的源泉，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是中国近现代史史料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理论总结。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与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又是有区别的。搜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可以访问查找，包罗齐全，编成完善的目录索引；考证中国近现代史文献，可以索隐钩沉，正误匡谬，写出扎实的考证文章；整理中国近现代史档案，做到求真存实，编排有序，形成有用的资料汇编；利用近现代史图片，使之办成展览，图文并茂，堪称成功的史料陈列。但这大都只是史料工作及其成果（作出总结上升至理论者除外），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史料学的研究及其成果。由此观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与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研究是并不等同的。
    通过以上论述，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确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作为史学基础理论的学术定位，从而增强建设这一学科的自觉性和信心。
    2学科发展进程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研究进程大体是经历了长期准备的初创阶段（1949～1978年）、厚积薄发的活跃阶段（1979～1991年）和此后迄今正在开始的拓展阶段。
    2.1初创阶段（1949～1978年）
    中国近代史开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此后出现不少关于当时史事的著作，从《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夷氛纪闻》（梁廷枬）……到《庚子国变记》（李希圣）、《袁氏盗国记》（黄毅）等都是这时期的重要史籍；与之同时，主要是在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后也出版了诸如《鸦片战争史事考》（姚薇元）、<太平天国史事考》（罗尔纲）、《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陈振江、程）等研究史料的著作。
    中国现代史的开始时间传统地定为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尽管有的同志将它科学界定于1949年开始，但目前国内各高等学校教学和中国现代史学会的时间划分仍以1919年开始为准）。此后出现了不少当时史事的记述，如《五四运动纪实》（匡互生）、《中国大革命史》（华岗）、《十年观潮记》（王芸生）、《抗战中的中国》（延安抗战中的中国研究会）、《现中国的两种社会》（东北书店）等，在现代史各个时期结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陆续出现不少考证史实的论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个世纪，其历史已经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国史”来研究；在发表大量当时记载和专著的同时也有不少研究和考证史实的文章发表。
    但所有这些，把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和史料工作作为整体对象进行研究的史料学却是建国以后才开始的事。1956年各高校引进苏联教材，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化（作为中国史专业的分支）并开设史料学课。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纷设此课，当时实际上大都参照《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史料学》条的中译文和《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5期所刊苏联学者的一篇专论史料学的论文作为讲授的依据。正如当时郑天挺先生所说，着重于“批判地研究史料，分析史料的阶级性，推求史料的最初思想意图，同时对过去历史研究中的烦琐考证，以及主观主义的求证方法，加以批判”[4]。当时不少教师都写有讲稿，也有的写有论文，如刘节的《谈史料学和史学史》（《文汇报》1962.6.14）、陈恭禄的《论史料的阶级性》（《南京大学学报》1962:4）、张注洪的《革命回忆录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光明日报》1964.5.20）等文，其中有的就是当时讲授史料学的部分内容。此时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课程，参照苏联经验，结合中国传统文献目录学的体系，内容包括史料的类型、各个时期的史料介绍，有的也讲点史学考证，以及查找文献的方法，这对于丰富同学们的史料知识，开拓学术视野，掌握研究方法，乃至推动史料学的研究，都是大有益处的。
    后来，十年动乱，伪史泛滥，真史沉沦，真可说成假，无可说成有，所有初期的史料学研究乃至历史的科学研究，都在实际上停滞或取消了。
    2.2活跃阶段（1979～1991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学界拨乱反正，史料学的教学和研究获得生机，得到恢复和发展，一些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著述纷纷问世。
    综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研究的史料学著作，有荣孟源的《史料与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7年）一书，全书15篇，前8篇系对史料工作的认识和基本方法，后7篇系结合作者从事的《近代史资料》杂志编辑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谈史料编辑的具体经验。此书堪称建国后起始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开创之作。
    专论近代史史料学的著作有3种：一是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这是作者1964年在南京大学讲课的讲义，主要将近代史史料公文档案、书札、回忆录、笔记、诗歌、传记、报刊等分类说明并评论其价值，兼及纪传体史、地方志及典章制度等。卷首绪论论及史料的发展概述、史料的真实性，并叙及阅读史籍和论文写作方法。二是冯尔康的《清史史料学初稿》（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从编年体和纪传体清代通史、政书体、档案、地方史志、文集、谱牒、传记、笔记、纪事本末体、契据语录等体裁文献史料，到有关清史的类书、丛书和图书目录等，论述了一个历史时期内的具体史料学。三是张革非、杨益茂、黄名长的《中国近代史料学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着眼于阐述史料的基本观念、史料和史学的正确关系，初步探索了中国近代史料的概况，分门别类研究了各种类型史料的特点，简要介绍了大量重要的史料，并提供一些鉴别史料的基础知识。
    专论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著作有3部：一是张宪文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全书分8章，首章论述了史料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第2～7章分述档案、报纸、期刊、回忆录、人物研究、方志等各类史料及价值，第8章讲中国现代史工具书的种类及其作用。本书叙述具体、详尽，条目清楚，便于查阅。二是何东的《中国现代史料学》（求实出版社，1987年），绪论讲了“史”与“论”、“博”与“专”、整理史料必备知识等，1～7章分别讲述史料分类与目录学、现代史目录、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人名、地名、年代、职官等知识。三是张注洪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后美国出版英译本，又被评为高校优秀教材）。第一部分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研究与文献资料概述，其中除介绍各种类型文献史料的特点和概况外，还介绍了各个时期的研究概况与文献资料以及工具书。第二部分为专题讨论，涉及文件、回忆录、国外资料、专题资料等。因系两部分讲稿合并而成，个别地方难免重复。这几本史料学著述或以介绍史料为主，或以介绍研究方法为主，有的还兼及工具书及研究状况，力求做到实事求是地看待文献史料并重视史料的准确利用，使这门学科的科学性和学术性有所增强。
    2.3拓宽阶段（1991年以后）
    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1992年全国性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正式成立以来，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获得进一步的拓宽和加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工作的进展与史料研究领域的开拓。十年来中共党史资料、文史资料、地方志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编纂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也都不同程度地进行所涉及范围的史料研究。史料搜集和整理的范围大为拓宽，诸如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工运史的史料均广泛涉及。文献史料刊物同时刊载文献史料和与之相应的文献史料研究文章，文献史料工作使文献史料研究的范围更为开阔了。
    其二，中国近现代史料研究论著的迭出与史料研究问题的深入。90年代，史料学的专著有：1）陈明显的《中国现代史料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分概论、档案文献、报刊、回忆录、方志等史料介绍以及史料编纂和史著评价等章；2）周一平的《中共党史文献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全书分8章，包括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中共党史文献和中共党史文献学、中共党史文献的搜集、中共党史文献的整理、中共党史文献的校勘、中共党史文献的考证、中共党史文献的编辑、中共党史文献工作的相关知识等。此书对党史文献学的研究作了科学的界定和深入的探讨。此外，还有何世芬的《中国现代历史研究法纲要》（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亦以主要篇幅讲到现代史料的种类与整理、考订史料等问题。这些著作以及数以百计近现代史料考证文章的问世，显示了史料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史料研究的深入，促进了史料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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