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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和史料工作会议的召开与史料研究水平的提高。十年来有十多次大小不等的专门研讨史料和史料学的会议，有数十次全国性的近现代史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专门会议，不少史料工作者和史料学研究者不同程度参加了这些会议，并就自己的史料评价的论文进行了交流。诸如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孙中山、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以及林则徐、冯玉祥等人物纪念学术会议的召开，都有助于史料研究水平的提高。 其四，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组织的成立与史料学学科的发展。学会在成立后近十年内每年都举行一二次学术讲座，出版了多辑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学术会议论文集，与黑龙江党史办合办了学会机关刊物《世纪桥》，举办过三次史料学论文评奖，还创办了学会自己的近现代史料资料室并对外开放，组织编辑了大型的文史资料、党史资料等目录索引，从诸多方面为史料研究和史学研究创造了条件，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3学科开始形成 如上所述，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这一学科大体经历了解放前的萌生时期，建国初的初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的停滞时期，那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始进入一个迅速发展或曰学科开始形成时期。显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开始形成的表现和标志在于： 1）对学科研究的理论体系经过多次讨论具有初步的共识。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北京师范大学马列所曾牵头召开中共党史史料学研讨会，及至1989年经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烟台师范学院五院校从事史料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倡议成立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后来多次召开学术讨论会，曾对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史料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做过一系列的讨论。接着，一些关于史料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论述不断在报刊发表，此中先后有张注洪的《关于建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体系问题》（《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88:3）、张宪文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任务、体系和研究方法初探》（同上），李永璞的《史料学的体系问题》（同上）以及陈文斌、庄建平等同志的文章，在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学科结构体系方面开始具有一定的共识。 2）对学科涉及的各种类型的文献史料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显著的成绩。以档案文献言，以《党的文献》《历史档案》《民国档案》《北京档案史料》《档案与历史》（1994年改为《档案与史学》）为例，在公布文献的同时发表等量或若干史料研究的文章，不少堪称史料学研究的佳作。以报刊资料言，《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82年）、《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59年）和《中共中央党刊史稿》（方克主编，红旗出版社，1999年），都是研究报刊史料的重要成果。还有专门研究回忆录的功用、类型、特征和结构的《回忆录写作》（洪威雷编，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研究个人文集的《中国现代历史人物文集与中国现代史研究》（邓石，1988年，北京大学硕士论文），研究外文史料的《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张注洪、王晓秋主编，文史出版社，1998年）等。 3）对学科各个时期的史料进行充分的研究并达到较高水平。此中如《〈道光洋艘征抚记〉的祖本和作者》（姚薇元，历史研究，1981:4）、《〈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罗尔纲）、《景善日记是伪造的》（丁名楠，《义和团运动文选》）、《〈中华民国约法〉起草人的辨正》（张亦工，《历史研究》，1983: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邵维正）、《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更迭考》（李义彬）、《北伐战争中武汉战役若干史实考》（李倩文）、《陈独秀提出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史实考订》（向青）、《关于南昌起义问题的考证》（张侠）、《井冈山会师时间考》（张国琦）、《红军长征几个史实的考证》（王廷科）、《对东方旅社事件若干史实的辨析》（曹仲彬），力图对过去不清楚的事实甚至歪曲的记述作出阐明或澄清，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4）对学科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史料工作进行总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搜集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工作总结，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史料的经验，都为这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以考证言，罗尔纲、荣孟源、杨奎松等都曾写过不少考证性的文章，论述版本、校勘、辑逸、辨伪等方法的专著及论文也多有发表。以史料整理言，包括史料的分类、注解、编辑等，前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史料整理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以史料利用言，无论作为思想教育的教材、科学研究的依据、历史进程的见证或影视广播的素材，中国近现代史料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由有关部门以不同方式做出工作上的总结和理论上的概述。 5）对学科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研究已在开始，并有一定的进展。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史的论述，多年来陆续出版的研究概述和评论的论著多有涉及，诸如《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宫明编）、《民国史研究述评》（曾景忠编）、《中国革命史研究述评》（曾景忠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述评》（张注洪编著）、《中共党史研究集萃》（匡粹芳著）、《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田子渝、曾成贵主编）、《中共党史史学史》（周一平著）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工作的发展进程。当然，专门成书的史料学史的论著，目前还未见到。 6）对学科史料及史料学研究的目录索引做了全面编制并有初步的总结。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李永璞主持编纂的大型全国文史资料、党史资料、地方志资料的目录近2000万字，可谓至为详备，其中不仅收录各种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也包括对这些史料的考证文章，当然也包括某些专门探讨史料学的论述。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辑了《中国近现代史论著目录》（1980年），荣天琳、成汉昌先后主编了《中国现代史论文著作目录索引》（1986,1990年），王美秀主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论著目录索引》（2002年），陈玉堂编辑了《中国近代人物名号大辞典》（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还编译了《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著目录大全》（1993年）。这对我们了解史料、史料工作以及史料学的研究状况提供了有用的线索和可贵的帮助。 4学科发展展望 由上可见，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开始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但很不完善。随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开展，日益迫切需要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这个学科渐臻完善，恪尽自己独特的职责。为了建设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这一学科，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把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研究从理论上提高一步。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理论研究，在它的整体研究中居有指导的地位，此中既包括揭示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唯物史观，又包括揭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具体过程的历史理论；既包括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方法论，又包括关于史料学的方法论，都需要认真加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P406）。由于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尚属初创，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工作者和研究者对有关理论问题的认识不尽一致，是正常现象。比如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对象是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和史料工作，或者仅仅是中国近现代史史料，或者仅仅是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工作；又如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是探讨史料研究和利用的理论和方法，或者仅仅是介绍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内容，或者仅仅是提供有关目录索引；又如史料学研究的范围是包括理论的部分、历史的部分、分类的部分和应用的部分，或者仅仅是通论的部分、具体的部分，或者仅仅是史料的部分，等等。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历史理论、中国近现代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结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具体实践进行研究，始可获得对上述问题做出理论上的科学阐述。 第二，拓宽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研究的范围，加深对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工作的探索，完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学科结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发展的基础在于对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工作的规律性总结。如果不广泛地接触史料，系统地研究史料，深入地总结史料工作的经验，也就谈不上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形成和发展。个别涉及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论著，或者限于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介绍，或者孤立地论述某些整理、考证、编纂、利用史料的方法，即使这样的介绍“面面俱到”，论述也“多有见地”，亦难以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研究真正引向深入。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学科构成大体应包括：论述学科性质和任务、研究对象和目的、内容范围和结构、与相近学科关系等的理论部分，考察学科形成和发展源流的历史部分，阐明各种史料特点性质的分类部分，论及史料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经验的应用部分。只有对上述四方面进行认真研究并有了理论上和方法上的深刻总结时，才可能使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学科结构渐趋充实和完善。 第三，吸收中国传统史学方法以及国外史学方法中的有用部分，丰富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除吸收一般学术的研究方法外，还应特别吸收我国传统史学中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辨伪学、史源学、传注学以及历史编纂学中有用的经验；同时还应吸收国外史学中的口述史学、比较史学、数量史学以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中的有用方法。其实传统史学搜集史料的方法如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6]（P833），西方史学现代系统论中系统网络分析、结构功能分析、多重性多方位多线性多面性的层次分析以及中介、无序有序过程、开放式多元、模式的分析方法等之中，不乏切合实际的科学方法。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还可以相互结合，如口述历史，有的学者既探索我国“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7]（p53）等古训和撰写革命回忆录“口录”、“笔录”（口碑史料）的经验，又掌握国外以录音做依据的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操作规范，写出从事口述历史制订计划、事前准备（知识、设备、谈话）、纪录整理的实践体验，使中外方法相得益彰。凡此种种，对我们收集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史料不无启迪。 第四，提倡史料工作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人员进行史料学的研究，培养具有高素质的史料学研究和业务人员。多年来不少高校开设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在部分学校还招收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生，但真正培养出较高质量的人才仍属寥寥；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也办过培训班，每年都开学术会议，但能参与的专业人员尚少，学科建设讨论仍待深入。实际上，一个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研究者，无论在正确的史观、良好的史德、精达的史才、广博的史学、现代的史识等方面与一般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比较，都需要很高的水平。我们应该通过有关学校、史学工作岗位，通过学会学术活动培养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方面的人才。如果我们能普遍提高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水平，并培养出一些专门人才，对于推动史学的发展将会大有裨益。 回顾过去，是为更好地展望和推动未来的发展。21世纪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的世纪，其中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是其他一切创新的基础，中国近现代史（包括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在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而要繁荣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又不可忽视对于作为它的基础理论之一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研究。只有我们掌握了这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更好地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史料，增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史实的感受能力、判断能力、理解能力和驾御能力，更好地总结历史规律，“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胡绳。《近代史研究》创刊百期纪念号祝词[Z].近代史研究，1997,（4）：1. [2]安作璋。中国古代史史料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郑天挺。史料学教学内容的初步体会[J].南开大学学报，1956,（2）：12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郑樵。校雠略[A].郑樵。通志（第1册第71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7.833. [7]荀况。荀子？非相篇[A].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第2册）[C].北京：中华书局，195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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