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世纪史学，作者就不囿于传统之见，而从该时代的总体社会和文化环境出发，对之进行了反思并作出了一些新的评价。作者认为，上帝在中世纪西方史学实践与著述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这无疑是导致其相对贫乏的原因之所在，但是如果说中世纪的西方史学家是完全丧失了自由意志而成为蜷缩在上帝羽翼下的无能与卑鄙之人，那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评价“适用于对编年史、年代纪、圣徒传的总体评价，而不适用于其中某些优秀之作”，“适用于评论大多数西欧历史学家，而只是部分地适用于少数像奥古斯丁、格雷戈里、鄂图等这样的历史哲学家或历史学家，而拜占廷的优秀史学家则更要另当别论了。如此这般，我们也就不能以这些有限的言辞来评论整个中世纪史学了”。同时，作者还指出：“中世纪史学家写作历史的动机作为一种主观意图体现了他们的实践目的。在宗教意识的影响下，历史学也实现了它的社会功能。巴托利将中世纪史学视为神学的女侍显然是不公平的，这基于他认为中世纪历史学缺少独立性，完全成了为神学服务的工具。我们还能看出巴托利是以一种近代历史学的标准去苛求而不是合理评价中世纪史学。正如我们的时代要求历史学具有社会功能一样，中世纪也是如此，只不过那个时期对历史学之社会功能的要求来自于宗教意识占主导而非近现代的科学理性占主导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将中世纪西方史学看作是“神学的婢女”的观点也传到了我国，并在史学界长期流行。一些人之所以人云亦云，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内没有人去认真研究这个时期的西方史学所致，另一方面恰恰是没有从中世纪西方人的社会文化环境去加以考察所造成的。作者还从长时段的史学发展出发，评价了中世纪史学对后世的影响。
        再如，以主张“英雄崇拜论”而著称于世的近代英国史学家卡莱尔，因其作品《英雄与英雄崇拜》受到德意志法西斯分子的青睐，而为后人看作是“法西斯主义的先驱”，其“英雄崇拜论”也为学术界不加区分地加以贬抑。对此，作者结合时代背景和卡莱尔本人的思想经历，就他的“英雄崇拜论”作了细致的分析，并得出结论：卡莱尔的英雄史观的真正意图就是“要为专制主义辩护，将历史发展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君主们身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卡莱尔极力倡导英雄史观同样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腐败现象的控诉，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卡莱尔呼唤英雄的诞生，以改变资产阶级碌碌无为的现状。就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言，卡莱尔的思想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注：以上引文分别见张广智等：《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1、193页。）。所以， 我们不能因为他的理论为后来的法西斯主义者所利用，就对之一概否定。这是作者将卡莱尔放到其所处的时代中加以考察而得出的合乎实际的结论。
        当然，该书的优点还有不少，我们只是择其要者而论之。那么，该书为什么会获得成功呢？这是由于张广智教授几十年来一直在西方史学史这个园地辛勤耕耘的结果。他的一系列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以及长期的教学经验则为该书的撰写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陈新博士也在该领域学有所成。可以说，该书是作者科研和教学活动的结晶。因此，它并不仅仅是一部教材，也是一部学术著作。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该书也存在着某些缺憾。首先，个别篇章的叙述仍然需要再作细致的斟酌。如第四章，对国别史学的叙述似乎过多，而总体性的论述较少。笔者认为，这个时期的史学，从总体来看，应以公元16世纪中叶为准，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人文主义史学早期，其特点是史学家们着力于古典史学传统的恢复，缺乏创新。后一阶段为人文主义史学后期，其特点是史学家们开始突破古典和中世纪史学的窠臼，走向独立创新的道路。可以说后期的史学家的活动在两条战线上展开：进一步更新史学观念和史学思想，进一步创立史学自身的研究方法。前者体现在史学家开始将历史学看作是一门有其独特内涵和体系的学科来对待，并就史学的性质、内容等展开讨论，这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力图摆脱此前史学家们片面模仿古典史学的极端倾向，而使史学走向独立的第一步。同时，他们还对客观历史发展的规律、动力及世界的分期作出自己的阐述。后者体现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的兴盛及与之相关的方法和辅助学科的出现。作者虽然也完全认识到了这种趋向，但在具体的操作中却只专门论述了后者，对于前者则不是采取专门论述的方式，而是将之放到国别史学中阐述。因此，整个篇章就显得较为凌乱。
        其次，作者注重将西方史学放置于整个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之中加以考察，但在某些章节中这些背景的介绍仍然显得空泛，甚至有所疏漏。如在论述20世纪西方史学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时候，作者就缺乏从该时期的整个科学发展的总趋势上加以探讨。因为科学发展的趋势在20世纪之前是从综合走向分化，而自20世纪初开始则是各门科学又重新走向综合。而当代西方新史学的出现正是这种科学发展总体趋势的一个结果。
        此外，作为一部高等学校的教材，作者似应在前言或后记中就教师如何使用该书作一说明，从而有助于教师进行教学方面的改革。在每一章后，作者应列出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和思考的问题，以便学生参考等。这些建议只是作者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仅供著者参考。
        自80年代始，中国学者在文章中就谈及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中国特色问题，如谭英华先生的《关于促进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注：《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随着国内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至90年代初，该书作者张广智就较为明确地提出“建立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学派”（注：张广智：《关于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断想》，《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而他本人也在努力朝这方面发展。 可以说，该书就是作者在探索“建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中国学派”道路上的一次有益的尝试，该书也是国家教委“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项目的成果，它的出版对于国内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对于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也必将起到有益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