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90年代，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主线是：“西方中心论”→“文化多元论”→“全球历史观”。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的这一演变发展过程对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学者关于社会发展问题宏观研究方法论的变迁，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以为，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的今天，系统考察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与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正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全球或世界历史的视角”，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参见拙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建构的方法和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在整个19世纪，西方世界历史理论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西方中心论”。
    从思想文化背景的角度上看，“西方中心论”源于西欧古代社会的“世界主义”。与“世界主义”相关联的称谓是“世界主义者”。这一词最初来源于希腊文，其意是“世界公民”。而“世界主义”就是所谓关于世界公民的思想。西欧古代社会的“世界主义”的历史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在一定的程度上促使人们用整体的观点看待世界历史和各个民族或国家的演变发展；但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带明显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色彩，故而很容易转变成为扩张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例如，塞涅卡等人就把“世界主义”直接用来为奴隶主阶级的民族压迫行径作论证。历史发展到近代，随着西欧民族国家的普遍形成、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以及工场手工业的迅猛发展，作为“西方中心论”的最初形态的“西欧中心论”在“世界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了。“世界主义”一经演变为’西欧中心论”，它原本具有的积极意义也就随之丧失了。大约在18世纪末，“西欧中心论”首先在哥廷根学派中逐渐流行起来。在19世纪上半叶，由英国率先进行的工业革命推动西欧社会急速发展，从而使西欧社会走在了世界历史的前列。西欧社会的急速发展使许多西方人沉醉于“种族优越”的幻觉中。“西欧中心论”在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史编纂中的绝对统治地位便是由此确立起来的。以后，“西欧中心论”又演变为“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为了逻辑叙述的方便，以下笔者统称为“西方中心论”）。较早地明确提出“西方中心论”的是英国的穆勒。他把世界的统一性“压缩”为欧洲（指西欧）的统一性，公开宣称：他只关心人类种族的欧洲部分。德国史学家兰克也是早期典型的“西方中心论”者。在其一生中，他几乎为西欧的每一民族都写了一部历史，而对西欧之外的其他民族则持鄙视的态度。他说：“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人类思想只是在伟大的民族（指西欧各国--引者注）中历史地产生的。”在他所著的7 卷本的《世界史》中，西方世界的统一性被视为整个世界历史统一性的实质和主流。在他看来，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实际上就是由拉丁和条顿民族开创而遍及寰宇的西方文化的统一性。因为，拉丁和条顿民族不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体，而且他们自古以来一直是世界历史发展舞台上的主流，而世界上其他民族则只不过是这一主流上无足轻重的附加物（参见兰克：《世界史之迷》（The Secret of world history, Selected Writingsonthe Art and science of history, New York 1981）第154-164页 ）。还有些“西方中心论”者断言，强迫黄色、棕色和黑色皮肤的民族采用欧洲人先进的社会发展方式是白种人的责任和负担（海斯等：《世界史》（下册），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1059-1060页）。显而易见，“西方中心论”是殖民扩张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历史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中心论”的根基开始被动摇：20世纪初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不少西方人从“永恒进步”的睡梦中惊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帝国主义旧殖民体系的分崩离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全球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西方中心论”遭到极大的冲击。这样，“西方中心论”就开始逐渐地失去其在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历史编纂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参见本文第二部分）。但是，尽管如此，“西方中心论”在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历史编纂中的优势地位却并未因此而丧失，它在西方学术界中的影响仍很深远。从方法论上看，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就明显地带有这种影响的痕迹。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发展状况和国际关系的变动中找到“现实的历史”依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使西方社会的发展进入到一个“黄金时代”（大约20年左右的时间）：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和蓬勃发展；西方国家的经济保持了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他们在战后20多年生产的产品超过了以往200多年生产的产品的总和。 当然，战后西方国家能比较快地摆脱衰退并进入“异乎寻常的繁荣与增长”期，也有其特殊原因。众所周知，美国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他虽然在二战中参加了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但战火并未烧到本土。通过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无论是在直接的经济利益上还是在地缘政治上都大获其利，加之战后采取了一系列国际国内政策，故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美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国内矛盾相对缓和，几乎没有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发展自己的同时，美国对西欧格外照顾。从1948年到1951年，他通过马歇尔计划向西欧提供了大约130亿美元的援助。 这就是战后处于崩溃边缘的西欧能比较快地完成恢复工作并进而跨入“黄金时代”特殊原因。西方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以及这些国家间的协调性的明显增强，使西方学术界产生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学术界的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西方世界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正确方向，它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而发展中国家则代表人类发展的较低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标就是达到目前西方世界的社会状况。
    再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1945年2 月，以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为首的盟国领导人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会议，既对二战临近结束的有关事宜进行了安排，也对战后势力范围的划分达成了协议。在二战结束后，这种势力范围的划分很快演变为两大阵营的冷战状态。冷战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新独立的国家的争夺。二战后相继独立的国家过去大都处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但在战后争取独立、发展自己的过程中其中不少国家表现出向社会主义阵营靠拢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这些新独立的国家继续留在西方阵营内（以达到推行新殖民主义之目的），便成为西方国家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西方国家的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与社会发展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这种政策的影响（其中美国学者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的一些西方政治家曾露骨地表示：继续控制这些新独立的国家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按照西方模式对这些国家进行重建。当然，“现代化理论”的产生与战后独立国家开始自己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也有直接的联系。这些国家一旦着手实施自己的发展计划，就必然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带有普遍性。对于这些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需要有较为系统的理论上的回答。发展的实践对发展的理论提出迫切的要求。但是，在如何从理论上回答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上，许多西方学者却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受“西方中心论”的左右。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内，“现代化理论”首先在美国开始流行。这种理论以不同的国家为研究单位，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具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进行分析，试图探索到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在西方社会，“现代化理论”在社会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是T ·帕森斯（著有《社会体系》等），政治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尔蒙德（与人合著有《比较政治学；发展的观点》等）和维尔巴（他与阿尔蒙德合著《公民文化：政治态度及民主》。但对“现代化理论”作比较系统的阐述和发挥的当属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著有《经济成长阶段论：非共产党宣言》）。在罗斯托看来，不同国家发展进程的不同只是时间上的差异，而不是道路上的差异，工业落后的国家只要遵循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迟早要进入现代化。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系统演变的过程。从方法论上看，一方面，“现代化理论”在总体上深受“西方中心论”影响：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机械地套用于发展中国家（其主旨在于把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纳入西方国家的战略“轨道”），否认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压迫，无视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历史发展特点（从而对其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未作深入的分析）；另一方面，虽然“现代化理论”在总体上还未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但它毕竟包含着一些合理的成分：强调国际交往将加强各国社会发展的速度，特别是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提出了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我以为，这些合理成分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只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才有可能对社会发展问题作有益的探讨。这恐怕也是“现代化理论”的持有者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