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自20世纪70-80年代，“全球历史观”开始在西方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史编纂中占据优势地位，“西方中心论”随之逐渐衰落。
    实际上，“全球历史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已经产生，但是，在战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它还不可能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世界历史视野”方面的主流。其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在战后的20多年内，“西方中心论”在西方世界史编纂和现代化（工业化）问题研究的“世界历史视野”方面的优势地位还能勉强维持下去，尽管它已受到极大的冲击。再则，从认识逻辑的角度上看，从“西方中心论”到“全球历史观”，其间需要经历一个中介阶段即“文化多元论”。可以说，“文化多元论”为“全球历史观”最终在西方世界史编纂和现代化（工业化）问题研究的“世界历史视野”方面占据优势地位开辟了道路。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使“全球历史观”成为西方世界史编纂和现代化（工业化）问题研究的“世界历史视野”方面的主流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成熟：其一，潜藏于西方发达国家第二个“黄金时代”中的内在矛盾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各种导因的诱发而以激烈对抗的形式爆发出来“黄金时代”随之完结，西方经济由战后长期高涨转入前所未有的长期病态（参见拙文：《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载《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在20世纪90年代， 虽然西方国家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中又重新“高涨”起来，但潜藏于第二个“黄金时代”中的内在矛盾只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而并未根除（这一点早已成为许多西方人士的共识）。其二，发展中国家的总的势力已壮大到一定程度。其三，同时，世界经济政治的多极、网络格局已露端倪。这就使得许多西方人能够以比较冷静、客观的态度看待自己，看待整个世界。可见，“全球历史观”在70-80年代逐渐成为西方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史编纂的主流是具有必然性的。
    在现代西方，首先系统提出“全球历史观”的，当属英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巴勒克拉夫。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对他“重新定向”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观”，应当“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Historyinachanging world，1955），第27页）。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历史观”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其一，彻底抛弃“西方中心论”，力图公正地评价世界各地区文明，“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在他看来，在形成了今天的这样结构的世界上，印度、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历史，亚洲和非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如同欧洲的历史一样，都是至关重要的。他预言，正在兴起的亚洲在不久的将来，将把欧洲抛在后面。其二，要用“更加广阔的世界观”（即“全球历史观”）看问题，注重对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研究，坚决反对把世界历史视为各个民族和国家历史的堆砌。巴勒克拉夫指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决不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其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因此，要“特别注意世界各大文明及其联系和相互影响”。例如，自中世纪以来，如果看不到亚洲、阿拉伯、拜占庭和斯拉夫民族对西欧的影响，看不到欧洲与广大世界的联系，那么就不可能理解西欧的历史。
    由巴勒克拉夫开创的“全球历史观”到20世纪70-80年代已开始在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是美国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他丰富和发展了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历史观”。他认为：“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个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斯塔夫里阿诺：《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他向世人介绍其代表作《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一书的基本思想时说：该书“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犹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所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断不同”（同上书，第54页）。当然，“研究全球”和“关注整个人类”并不排斥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的考察。实际上，无论对地区历史的考察还是对世界历史的考察，都存在着如何以“全球历史观”为指导的问题。斯塔夫里阿诺斯正是按照这一思路提出和解决问题的。他如是说：一部西欧文明史并不等于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历史的总和，正确的方法应是研究影响全欧洲的历史力量和历史运动，如十字军征服、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革命、工业革命等等。“研究世界历史也同样如此……研究重点应放在那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运动之上”（同上书，第55页）。例如，旧石器时代人类出现于非洲，并逐渐扩展到欧亚、澳洲和美洲；新石器的时代，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随即产生金属冶炼和其他各种技术，城市生活和文明便由此产生了。这些技术发源于西亚，并向四周扩散，从而发展了欧亚大陆文明如中国、印度、西亚和欧洲文明等。虽然不能说斯塔夫里阿诺斯这一描述是准确（从目前世界史研究的新成果来看），但他在试图以“全球历史观”为指导来考察世界史方面所作的努力，则是应当肯定的。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把作为整个的世界历史视为一个过程。他认为，虽然在哥伦布和达·伽马进行海道探险之前各文明的相互影响是时断时续的，但人类历史自始就具有统一性，人类各文明的隔离状态从来就不是绝对的。早在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前的漫长岁月中，人类各文明实际上已在相互影响，只是相互影响的程度随历史时期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存在巨大的差异罢了。所以，1500年以前各文明相互影响的历史运动就已构成世界历史的主题，而1500年以后的历史便更是如此了（同上书，第56页）。
    从方法论上看，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全球历史观”已成为西方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史编纂的主流这种状况相适应，“世界体系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代“依附理论”而起，成为许多西方学者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逻辑框架。从直接理论前提的角度上看，“世界体系理论”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依附理论”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如“外围-中心”等等），而且还在许多方面吸取了年鉴史学派（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年鉴史学派关于跨学科总体史研究的思想实际上是“全球历史观”的一种表现形态）和马克思的思想。例如，在作为“世界体系理论”创始人的伊曼纽·沃勒斯坦的代表作《现代世界体系》一书的扉页上有三段引言，其中有两段分别出自年鉴史学家布洛赫和布罗代尔（沃勒斯坦本人就是布罗代尔的学生），另一段出自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沃勒斯坦经常采用“生产力”、“劳动分工”、“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等范围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总体性考察，致使有的西方学者把华勒斯坦的这部著作视为是一部“雄心勃勃的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