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自然时间序列的角度上看，“文化多元论”并不构成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但从社会时间序列的角度上看，“文化多元论”却在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要全面探讨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过程，就不能不论及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崛起并与“西方中心论”相抗衡的“文化多元论”。
    如上所述，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产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虽然并没使“西方中心论”丧失其在世界历史理论中的优势地位，但却开始动摇了它的根基，其理论表现是：对“西方中心论”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文化多元论”产生和发展起来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文化多元论”的两个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斯宾格勒是现代西方“文化多元论”的奠基人，他的有关思想集中地体现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宾格勒把生物学中的“有机体”概念引入文化学的研究，反对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进步发展的观念，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各种文化的有机体，它们都要经历一个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这对西方文化也概莫能外。世界上有8种自成一体的文化：埃及文化、 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和西方文化。每一种文化有机体都是在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中实现自身、完成其生命周期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优于其他文化。在斯宾格勒看来，西方文化也和其他7种文化一样，也有一个起源、生成、 衰落、和解体的过程，他认为，西方文化在他那个时代就已开始进入衰落阶段（参见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4、39、66页）。斯宾格勒的上述思想反映了他那个时代西方社会所面临着的深刻危机，以及当时不少西方人对自己前途所感到的忧虑与悲观。从思想文化发展的角度上看，斯宾格勒的世界历史理论虽然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但它力图打破“西方中心论”在世界历史理论中的统治，以建构一种新型的宏观的世界历史研究方法，这一点则应是充分肯定的。
    汤因比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多元论”，试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史。他把“文明”（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不仅拓展了考察世界史的视野（他把斯宾格勒的8 种文化有机体相继扩大到21、26、37种），而且还对多种文明体进行了横向比较，力图全面阐明世界历史过程。汤因比指出：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其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与斯宾格勒“不承认古典文化和西方文化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占有任何优越地位”一样，汤因比也认为西方文明只是世界上众多文明中的一种，而世界上的各个文明“在哲学上是价值相等的”（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汤因比真切“希望看到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统治能回复到与当今其他文明平等的相处的地位”（《现代西方史学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8页）。不过， 汤因比不赞同斯宾格勒对西方文化的前途所持的悲观态度。在他对西方文化前途的论述中扬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在他看来，只要采取适当的措施，西方文化仍然可以继续保持“创造性的活力”。
    简言之，“文化多元论”的进步意义就在于它从一个侧面向西方人展示了世界历史的本来面貌：世界历史不是西方文明（或文化）的扩大，在西方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文明，它们同样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贡献，但是，“文化多元论”在强调各文明有机体的特殊性、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同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略世界历史进步的统一性以及各类文明有机体之间的内在联系。
    “文化多元论”对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影响，体现在它与对“现代化理论”发起挑战的“依附论”在方法论上的内在联系上。当然，这种内在联系也有其深厚的“现实的历史”基础。
    在20世纪50-60年代，当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进入第二个“黄金时代”时候，许多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非但没有因政治独立而获得较快的发展，反而陷入了“发展的困境”。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或经济殖民主义政策所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旧的殖民体系虽然逐渐瓦解，但以传统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并没有因此而被打破。这种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标志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生产格局（在这种生产格局中，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以发达国家生产和出口价格高的工业制造品、发展中国家生产和出口价格低廉的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要内容的不平等交换的国际贸易格局；为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广大发展中国家服务的国际货币金融体制。这种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在战后推行新殖民主义或经济殖民主义政策的基础。
    正是由于上述状况，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一批左派学者起而批判“现代化理论”，以“依附理论”与之相抗衡，其代表人物有桑托斯、费兰克、普雷维什、阿明等人。“依附理论”的主旨不是研究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而是研究有些国家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现代化”，其对象是一些曾是殖民地，但独立后仍然处于不发达状态的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国家）。
    “依附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国家构成了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发达国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则是外围。外围国家的发展是在全世界资本主义范围内，在中心特别是主要中心的控制下进行的，而中心国家是不会把发展动力充分传播到外围国家的。由于不平等的专业化生产和国家经济秩序，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的关系，只能是前者对后者的依附关系。桑托斯曾详尽地阐述了这种依附关系发展的不同形态。在他看来，依附关系有三种形态，即殖民地依附、金融和工业依附、科技-工业依附（以跨国公司为纽带的新型依附）。在殖民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殖民依附是依附关系的主要形式，它是通过殖民主义掠夺和殖民主义贸易而实现的。从16世纪末开始，金融和工业依附（指宗主国对殖民地的资本统治）逐渐成为依附关系的主要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附关系主要表现为技术-工业依附。在依附关系中，外围国家起着为中心地进行原始积累的作用，故不发达的状态愈演愈烈。如果说外围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有所发展的话，那么这种发展也只能是一种“畸形”或“不发达”的发展，而他们越是按照这条“发展”路子走下去，他们也就越是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依附于中心。据此，“依附理论”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发达国家的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重要原因。当然，也有某些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实现了现代化，但这主要是发达国家为自身利益的需要而特别“关照”的结果，其间最终收益的仍是发达国家。总之，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是建立在对不发达国家进行大规模剥削基础上的，所以，不发达国家或外围国家不可能重复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程。“依附理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不发达国家只有割断与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决裂，才能摆脱自己所处的依附地位，从而获得自主的发展（即真正的发展）。
    笔者认为，从方法论上看，“依附理论”已经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依附理论”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在逻辑上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力图把世界经济作为一个完整的单位来研究，把对外围国家的不发展状况的考察与对发达国家对其的剥削、控制的分析有机地结合来。但另一方面，“依附理论”又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其内部结构是复杂的，处于这个历史时代的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既有依附关系，也有共存、协同、连带、离异等关系，而这些不同种类的关系又是交织在一起的。“依附论”把依附关系绝对化或“泛化”了。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压迫和控制，并不等于割断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更不等于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决裂。由于“依附理论”的上述局限性，使得它在批判“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往往仅从单个国家的角度来考察关于欠发达国家如何实现自身的真正发展问题（所谓“脱钩”战略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思路提出的）。这样看来，“依附理论”在方法论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文化多元论”的色彩。尽管如此，“依附理论”试图从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来探讨发展中国家的不发展状况的原因，这无疑是应当肯定的。“依附理论”的这方面思想为“世界体系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中心论”在20世纪80、90年代的逐渐衰落，丝毫不意味着“西方中心论”没有“市场”了。它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统治阶级对外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例如，“文明冲突”论特别是“人权高于主权”论，就是“西方中心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但“西方中心论”在西方思想界越来越“走下坡路”这一点则是应当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