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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５年底，陈其昌与出狱的王文元等人收拾残局，重新搭起“临委”班子，并整顿和联络起山东、广西、福建、香港的托派组织。在政治上，他们除了出版《火花》外，还新创刊了《斗争报》，着重攻击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发表一系列决议、宣言和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的谈判，以及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四项保证等，百般挑剔，竭尽诬蔑；攻击中国共产党“以抗日为借口，放弃了土地革命，放弃了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总之放弃了共产党所有的立场，以最可耻的态度屈膝于国民党蒋介石之前……促进了蒋介石死党们的法西斯运动”；胡说“‘红军’再不是阶级斗争的革命力量，而变成为简单雇佣军队了”。他们自称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他们的纲领和口号是“站在彻底的阶级立场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打倒降敌害民的国民党！”“土地归贫农！”“反对背叛阶级的史大林党（指中共--引者注）！”“召集全权普选的国民会议解决一切国事！”【注：政治决议案：《目前局势与我们的任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临时执行委员会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１日通过），载《斗争报》第３卷第２期。】等等。 中国托派推行的这条反动路线，使他们在抗战中扮演了一个可耻的角色。 抗战中为侵略者张目 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政治犯，中国托派分子也纷纷出狱。这时，陈独秀的思想有些转变。鉴于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爱国主义思想促使他明确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他又认为托派内部极左思潮及靠一张报纸活动的方式没有前途。于是，他出狱后与上海托派领导集团分道扬镳，到武汉活动，企图以抗日和民主为旗帜，联络国共以外的第三种势力，开创独立的政治局面。但是，自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左右了中国的政治，根本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更何况当时正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抗日救亡的任务压倒了一切。所以，陈独秀的计划很快破产。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他病逝于四川江津。 彭述之、刘家良、郑超麟、王文元等人出狱后先后到上海，加强了托派的领导力量。他们在租界中发行刊物，专门从事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阻拦一些进步青年到农村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具体策略上，托派内部很快发生了分裂。 以彭述之、刘家良为代表的一派，遵照托洛茨基的指示，认为中国抗战是“进步的”，对抗战采取所谓“保卫主义”的策略，即拥护抗战，但重点放在准备“推翻国民党政权”上，用战争来引发革命。以郑超麟、王文元为代表的另一派，完全照搬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策略，即所谓“失败主义”。他们认为：“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无论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爱国主义都是反动的”。因为“所谓‘国民’、‘人民’、‘ＰＥＯＰＬＥ’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各种阶级。接着，他们断言：“殖民地的阶级分化和斗争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个人群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暂时忘记其阶级利益。”因此，他们认为群众的“爱国主义”只是一种“幻想和成见”，势必被“反革命所利用”。要打破这种“反动”，“惟有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最具有欺骗性的是，他们还用种种漂亮的油彩把这种无比丑恶的理论涂抹起来，蛊惑群众，宣称：“我们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树立起来！……我们第一步应当破坏资产阶级政府机构和军队系统，即是应当实行失败主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这个旧口号恰合新中国的需要。”【注：意因：《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均载《火花》第３卷第５期。意因是郑超麟的笔名。】 把极左和极右如此丑恶地结合起来，恐怕在中外机会主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样的托派分子，如果当时钻进抗日阵营，所起的作用只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别动队，而决不是他们口口声声所说的“革命”。 中国托派的两派虽然有一些分歧，但在攻击国共合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客观上起着破坏抗战、为侵略者张目的作用。 中国托派这种表现，自然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严正的批判。但是，一方面由于中国托派本身站到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当时苏联因基洛夫被刺事件引起的肃托运动严重扩大化，大搞逼供信，把苏联托派和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一大批高级党政军领导人说成是与德国法西斯勾结的“间谍”、“杀人犯”等等，进行严厉镇压，并揭出所谓托洛茨基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给俄国“平行中心”的信，宣称托派“绝对不去阻碍日本去侵略中国”【注：据１９８８年８月４日塔斯社报道，苏联最高法院已决定３０年代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案等四大错案平反，指出所谓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等４年组织都不存在，对它们的指控毫无根据，并为涉及到的所有人恢复名誉。】；共产国际也为此作出《关于与法西斯主义奸细--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决议》，并派遣王明、康生回国执行。王明、康生在工作中又夹杂私人恩怨和反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野心，于是，中国抗战中反对托派的斗争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抗战初期就发生了３起轰动全国的“托派汉奸”案，这就是陈独秀案、张慕陶案、王公度案。１９３９年，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也发生了以“肃托”名义冤杀３００多名革命干部的“湖西事件”。事实证明，这些案件都是假案、错案，特别是张慕陶和王公度根本不是托派，更不是汉好。 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３日，在彭述之、刘家良等人操纵下，中国托派召开所谓“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支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在对国民党、尤其是共产党进行了一番例行的攻击后，声称中国４年来抗战的失败，“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一个能真正代表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革命政党……今后只有集中力量创造一个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才能够保证抗战的胜利和工农的解放”。而他们托派“始终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纲……没有向资产阶级作过任何妥协，没有在反动的‘阶级合作’舆论之下低头”，因此“只有它最有资格担当新党的组织任务”【注：《斗争报》第５卷第５期。】。大会选举了以彭述之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另一派成员完全被排挤出领导机构和机关报编委会。于是，郑超麟、王文元等人独立出版本派机关报《国际主义者》。中国托派从此正式分裂成两派，彭述之一派自称“多数派”，另一派被称为“少数派”。然后他们分别到基层去争夺群众，结果各地托派组织也都分裂成两派，以后再也没有统一起来。 向敌我矛盾转化 抗战结束后，中国走上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战的阶段。中国托派“多数派”以大型刊物《求真》和《青年与妇女》（后改名《新声》），“少数派”以《新旗》为阵地，对中国各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企图影响政局的发展。 开始，蒋介石以和平谈判为烟幕，挑起内战，向解放区进攻，解放区军民被迫进行自卫战争时，中国托派两派都以和平主义的口吻，把国共两党一起谴责，说这是“国共之间的私斗”；“不要诉苦，不要控诉哪一方先调兵，先遣将”，以及“何方先进兵，何方先发第一炮”，国共都是把人民“当炮灰”，“使他们重遭战祸”。内战全面爆发后，他们对战争进行所谓阶级分析，又认为是“农民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虽然中国共产党及农民一方是“进步的”，但“不是革命的”。为此，他们宣称：“我们的工作不在参加进步一边的内战，也不是跑‘解放区’，而是留在城市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并要求人们“寄希望于城市革命而不应寄希望于中共战胜”【注：凤冈：《内战、革命与共产党》，《新旗》第１７期。】。“多数派”的中央委员会还通过《关于内战的决议》，号召解放区的托派毫不踌躇地参加农民斗争，借以“揭破中共的错误与叛卖”，“推翻中共的领导权”，“刺激城市的工人起来，使工人与农民合起来干涉历史的行程”。 中国托派这里指的“错误与叛卖”，是指历史上的两次国共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农村土改中保护富农的工商业及在新解放区暂时不进行土改而实行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政策。他们认为这些政策是搞“阶级调和”，“向地主资产阶级投降”，“叛卖工农”等等，并且胡说：共产党这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际是“在民主革命中替资产阶级当苦力”【注：舒严：《中共军事胜利与中国工人阶级》，《新旗》第１９期。】。 １９４８年春，当全国人民都普遍认识到中共将取代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时，彭述之和刘家良在中常会开会讨论形势时还断言：“中共要想夺取政权绝对不可能。”他们的根据是，共产党“真正的弱点是代表农民和占据农村”；它的武装力量是建立在“落后的农村经济基础之上，但在现代社会经济的条件下，农村是依附于城市的……所以谁占有重要的城市，谁就是全国的主人”。中共“希图根据农村来夺取城市，那就命定它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前途”【注：《关于中共能否取得政权的讨论》（编者答读者周永新的信），《新声》第２卷第２期。】。 于是，当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突破长江天险夺取全国胜利时，他们就大惊失色，匆匆忙忙召开所谓建党大会。“多数派”成立了“中国革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少数派”成立“国际主义工人党”及其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团”。他们在一些学校和工厂中发展组织，甚至建立武装，企图与共产党争夺天下。他们宣称：由于中共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保护富农，在新解放区又以减租减息代替土改，渡江以后的解放战争已经“变质”。中共“由领导农民转变为抛弃农民，转变为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由“农民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党”；“军队则由农民军变成资产阶级雇佣军”。他们宣称：“现在内战在中共方面，不再是一个农民运动，而是另一个资产阶级集团的战争，内战由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战争，变成资产阶级的争夺战。它在客观上的进步性消失了，成为一个反动的战争。由于内战性质的转变，我们的态度也转变，不再保护内战，应采取失败主义的态度。不过应该注意在中共方面实行失败主义，并不是促使国民党胜利。”【注：《内战问题的总结》，《叛逆者》第１期，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５日。该刊是“多数派”潜伏组织编的地下反共油印刊物。】当时中国托派两派加起来，总人数也不超过５００人（“多数派”３００多人，“少数派”约１００人），要想阻止中共的胜利，只能是螳臂挡车，可笑不自量。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托派仍不死心。上海解放前夕，他们便各自将中央机构撤到香港，在大陆上建立潜伏组织，通过香港总部接受第四国际的指示，专门从事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活动。“少数派”潜伏组织的刊物《新方向》，在“编者语”中明确宣布该刊内容为：“批判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各种基本理论”和“国家资本主义之各种政策、制度、运动”等。他们称共产党是“国家资产阶级”，而他们托派代表“无产阶级”，煽动工人群众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政权”【注：阿陈：《如此制止世界大战》，《新方向》第３期。】。 于是，他们就对解放初期共产党为巩固新中国而开展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劳动竞赛与增产节约、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一系列运动和政策，百般诬蔑、抵制和破坏。他们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煽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个别人甚至与美蒋特务及土匪勾结，搞武装暴动等。 这样，中国托派就由原来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极左派小集团，变成了反对共产党政权的反革命组织；他们与共产党、与人民的矛盾，也由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转化为敌我矛盾。 任何一个阶级都要巩固自己的政权，保卫自己的政权，决不允许颠覆活动的存在。无产阶级也是如此。解放以后中国托派的活动完全属于颠覆活动，超出了一般的民主自由的范围。这样的组织，即使在今天，也是要取缔的。但是，基于抗战初期反托斗争扩大化的教训，中共中央对解放以后的肃托斗争，处理得比较慎重。在建国初期的几大运动中，都未触动它，但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了中国托派在大陆上的全部组织和活动。托派当时对中共掌握政权后未像苏联那样立即大规模镇压他们曾感到奇怪。王文元在回忆录中说：“自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中共军进入上海起，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底，足足三年有半。……中共当时似乎还不曾下大决心来消灭我们。有些关系他们明明知道而不动手；对某些同志他们甚至还间接着人予以联络。中共此种的内部情形与真实动机，我们始终不曾清楚。”【注：《双山回忆录》第２８７、２８８页。】于是，他们完全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中共软弱可欺，不敢拿他们怎么样，活动越来越猖獗。 终于，他们的末日来到了。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２日，中国政府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全国统一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之间就取缔了大陆上的中国托派组织。 可见，中国托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说它是“反革命集团”，是指解放以后；解放以前应视为革命阵营内部极左的宗派小集团，虽然它在理论上的错误，有时比“反革命”、“汉奸”还严重。同时还应指出：人民政府对在取缔中国托派组织时逮捕的托派首领和骨干分子，没有像苏联那样，采取肉体消灭的政策，而是着眼于教育和改造，并对他们获释后的工作和生活都作了适当的安排，如郑超麟、濮清泉、赵济、蒋振东、喻守一等这些“中央委员”一级的托派分子，都安排在省、市或区一级政协工作。对香港及海外的中国托派分子，虽然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共和反对新中国的活动，在对他们进行必要斗争的同时，也并未放弃争取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伟大自信的表现。而那些至今仍坚持反动立场的托派，早已成了一具政治僵尸，只能充当反面的历史见证人，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的确来之不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