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早年留学英、德长达六年，深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又有雄厚的“国学”功底，1926年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尤其是自1928年创办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以来，广揽人才，开展科学的历史学、语言学研究，成为该所终身所长。在当时国统区实际上有着将帅的地位，其思想主张影响了中国整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本文拟从几个方面来探讨、分析一下他的史学思想，名曰散论。
    1.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渊源
    傅斯年先生的史学思想是极为丰富的。其渊源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国内的传统史学；一是国外的，尤其是德国朗克学派的语言考据学思想。其史学思想强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认为“史料有之，则可因钧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强调恪守史料，反对穿凿附会。而这种主张“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莫姆森之著史立点。”①也正道出了他史学思想的两个来源。有人认为傅斯年是极端反传统的，是全盘否定派，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其实，他对传统史学中合理的、科学的因素是充分肯定的，是他史学思想的重要营养源。傅斯年认为，公元前两世纪的司马迁能传信存疑，以别史料，作八书，能排比列国的纪年，他的若干史学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即使是近代，如顾炎武搜求直接的史料订史文，以因时因地的音变观念为语学；阎若璩以实在的地理订古记载，以一切比核辩证伪孔，象顾亭林、阎百诗这样研究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他视这种治学观点是“不朽的遗训”，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取得的成就。②所以，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宣布，“我们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因为他们在很早的时代已经使用了最近代的手段。说明他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史学中合理的、科学的成份。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另一个来源，就是近代的西方史学思想。18世纪末19世纪初，兴起了一种崭新的史学运动，这是17世纪科学革命影响下形成的一个追求科学反对神学反对宗教的史学运动。德国的大史学家尼博尔（Barthold George, Nieburhr,1776-1831年）与朗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是该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们开创了一种语言文字的批评方法（即语言考据学方法），从语言文字方面着手，追寻史料形成的来源，批评史料可信的程度。认为最接近事件的目击者为最佳证据提供人，对于历史学朗克有一句名言就是“世人皆以为历史的职任，在鉴既往，明当代，以测将来。本书并无此等奢望，所要说的，只是往事曾经如何而已。”③这些史学思想都不同程度地被傅斯年借鉴、吸收过来。他强调重视第一手资料，重视直接史料，反对疏通，主张对材料存而不补、证而不疏，反对利用史学普及这行那行的工作，主张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也不要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追求排除了主观的、纯客观的、科学的史学，据当事人回忆，他回国后自称“我们是中国的朗克学派”。另外，他还受到诸如杜威的实证主义哲学，佛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哲学等思想的影响。所以，我们说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有两大渊源：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和西方近代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他学贯中西，思想活跃、开放，兼具中西史学之长，这至少要比别的史学家要多一份营养。所以，他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成就。
    2.关于建设资产阶级近代史学的思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了“民主”、“科学”的大旗，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封建主义旧文化进行了猛烈抨击。作为这场反封建思潮一个侧面的古史论战，也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旧史观，反对封建中世纪主义，追求国家近代化的主张。胡适“继承宋学的疑古精神，采用汉学的治学方法，会同钱玄同、顾颉刚诸人对古史下了总攻击令。”④把几千年来的古史连根拔起，在顾颉刚的笔下，连夏禹也变成了爬虫。封建旧史学遇此猛烈炮火，遭到了沉重打击。但是，经过这场枪林弹雨之后，信古史者，鲜矣。中外的汉学家对于中国古代文化问题，为之四顾茫然，不知所措。就史学界而言，“完全的存疑，就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破坏，疑古的结果成了无古，”⑤造成当时史学界对古史近于全盘的否定，疑古的副作用日益明显地表露出来。他们只重破坏，没有建设。而且，只是根据纸上材料，争来辨去都是纸上谈兵，古史辨也就成了古书辨。“国可亡而史不可灭”，留学六年，带着满脑子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又有深厚国学功底的傅斯年回国后，很快抓住了疑古派这一弱点，率领史语所同仁，开始了艰苦的重建工作。关于这一点，屈万里（时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在回忆傅斯年的文章中指出“自从顾颉刚等竖起怀疑古史的旗帜，天下风起云涌，但他们只有破坏，没有建设。而历史语言研究所，则运用科学的可信的材料，从事于本国史的建设，史语所替中国文史界开了一条大路，孟真先生本人则是开路的急先锋。”⑥充分肯定了傅斯年先生建设史学的思想及其领导地位。傅斯年主张：“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⑦他领导史语所同仁经过艰苦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应该指出，这些成绩中的任何一项无不印有傅孟真先生辛勤的汗迹。从1928年到1937年，史语所对安阳殷墟进行了前后共15次的发掘。这一工作从理论论证、发掘指导、筹措经费、接洽各类事宜到人员安排，无一不靠傅斯年的辛苦努力和他独特的办事才能。殷墟发掘的成功，对上古史的研究有着决定性意义。这不仅拓宽了古史的资料，证明了甲骨文的真实性，还可为散漫的史前遗存排出了一个先后序列，要之，这更为古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方向：那就是由对古史的破坏转向古史的重建。还应该提到的是，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这是傅斯年为史语所第一组（历史组）划定的任务，这批材料共12万余斤，是以1.8 万元的代价，由李木斋的手内购到的。包括揭贴、提奏、三法司案卷、移会、誊黄、贺表和各项簿册等，而“清内阁在雍、乾以前为国家庶政所自出之地，在雍、乾以后犹为制诰典册之府，所存档案，皆当日构成史迹者自身之叙述。”⑧这些均为原始资料，价值相当珍贵，也正是史语所寻求的工作对象。傅斯年除组织领导外，还亲自参加整理，很快就出版了《明清史料》丛刊，为治明清史学者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基础。对于这些思想和取得的成就，就连顾颉刚先生本人也给予了应有的肯定。他说：“中国史学进步最迅速的时期，是五四运动以后到抗战以前的二十年中。这短短的一个时期，使中国的史学，由破坏的进步，发展到建设的进步；由笼统的研究进展到分门的精密的研究；新面目层出不穷，或由专门而发展到通俗，或由普通而发展到专门；其门类之多，人材之众，都超出于其他各种学术之上。这并不是我们随意瞎吹，大家只须去查一查近人著述和论文的目录或索引便可明白了。”⑨高度评价了这种对史学的建设的进步，而这里所谓的“建设”，是必然包括傅斯年和他所领导下的史语所广大同仁的努力在内的。
    应该指出，傅斯年建设史学的思想，并不是为了整理国故，固守旧传统。在批判中世纪主义，封建文化上，他与顾颉刚等疑古派是一致的，同具有一种破坏精神。傅斯年本人非常赞同顾颉刚敏锐的疑古眼光和尖锐的批判精神。称赞顾氏之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说，“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⑩认为顾颉刚在史学上称王了，说他得到了这一宝贝之后，人们虽不免有点嫉妒，吹毛求疵，但终不能不臣服于他。对疑古派充分肯定，甚至加以吹棒。但是，本质上讲，傅斯年又是不满足于疑古派纸上谈兵，只重破坏，没有建设的做法的。他大胆地提出了建设近代的科学的历史学的思想主张，在《旨趣》一文中，表明了他力挽狂澜的决心。
    傅斯年要建设什么样的近代史学呢？我想这样一句话是基本上可以概括的，那就是他要建设绝对客观的、实证主义的、科学的历史学。当然，这是仅就他建设近代史学的思想而言的。实际上他的整个建设思想，内容是相当恢宏的，是要让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是要建设这样一项宏伟大业。这里姑且不论。
    首先他针对封建史学浮华、空论的现实，提出了史料即史学的主张。讲究实证主义，或者说叫做事证主义。指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并在这一总的中央题目之下，提出了我们可以看作实证主义史学宣言的三项主张：“（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11）主张把材料放在首位，然后，再配之以适当的方法，就可以求证、说明了。
    另外，这种近代的历史学，必须是纯客观的。反对疏通，反对借题发挥。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讲究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对待史料要求存而不补，证而不疏，材料之内要发见无遗，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下结论，要有证据，要有实证。这种纯客观的实证主义史学，要求要绝对地排除主观，要把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完全摒弃。就象机器生产一样，机械模制，不涉主观，所以他说要“助成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言之企业”，要求研究历史就象在工厂里干活一样。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绝对地客观。认为只有这种纯客观的实证主义史学才是最科学的。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把“历史学和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12）这就是傅斯年建设近代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3.关于史料、历史、历史学三概念
    傅斯年要建设绝对客观的、实证主义的、科学的历史学。但是，我们发现，在他的史学体系中，史料、历史、历史学三个概念，有混淆不清的现象。他认为可信的史料即历史，那么，科学的史料学就是历史学。这实际上采用的是A＝B，B＝C，所以A＝C似的传递性推理的办法，是一种混淆了内涵的纯形式主义的手法。关于史料即史学的提法，在傅斯年的著作中共有三种：“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这“只是”、“本是”、“便是”三种提法，是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形式强调史料的重要性，是针对当时不重视史料，放言史观，游谈无根等浮华现象而发的，不能看成一种科学的界定。这里，傅斯年有矫枉过正的意味，并不能涵概他的整个史学思想。
    史学是关于人类社会以往发展过程的学问，历史研究的基础应该是历史事实本身。而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中，历史事实被换成了可信的史料，因而把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历史学，变成了从书本到书本，从史料到史料的史料学，历史学成了史料考订学，混淆了事实与史料之间的本质与表象的关系。我们说，可信的史书记载，一切可信的历史资料可以反映一定的历史事实，但历史事实、历史过程本身却远远不是几本史书、几件出土文物、几条史料可以反映的了的。更何况史书史料有真有假，有可信的有伪造的，有客观的记述，也有主观的穿凿附会。所以，把历史学降低为史料学的做法，可以说是此期史学走向的另一个极端。也是以傅斯年为代表的，标榜纯客观的、科学史学派的最大弱点。
    对于历史，他认为既然历史就是史料，而史料又是残缺不全的、零星的，所以，历史本身也是残缺不全的。他说：“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13）这里恰恰表露出傅斯年对客观历史事实、历史过程本身与对历史的记载、历史的认识之间有着混乱模糊的认识。历史有广义、狭义两种意义，广义上说，历史是人类社会以往的变化发展过程。狭义上说，历史有历史学中由历史学家记载而留传下来的关于客观历史的知识的含义。这广、狭两个含义，在傅斯年是认识不清的。他只谈作为史学领域内的历史的含义，而忽视了客观历史过程自身。把史料中所见的历史知识等同于客观历史，偏面地夸大了史料的作用。其实，深入分析一下，不难发现，傅斯年是否定因果律的，尽管他也讲逻辑，讲历史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他否认或者说看不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是有规律地发展的。他说：“因果二词，既非近代物理学所用，亦不适用于任何客观事实之解释……”（14）把因果只看成一个方便名词而已。由于他否认因果律，因而实际上陷入了历史不可知论，那么，人类社会的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对于他来说，也就失去了本体的意义。比如，他说：“我们没有两件相同的事实，历史中异样石子之数，何止六千万，所以归纳是谈不来的，因果是谈不定的。”（15）历史由不可知变成了不存在，那么，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干什么呢？他认为，历史虽残缺不全，而史料或存凤毛鳞爪历史之实，史学家的最高任务，就是求真。他说：“对于我们，每一书保存的原料越多越好，修理的越整齐越糟。”（16）这样一种史学，鼓动人们去找史料、钻书本以存一星半点历史之真。这种主张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相当有害的，他让人一头扎进故纸堆，埋身于史料当中，引导人们逃避现实斗争。不管傅斯年的主观动机如何，在国之将亡的复杂社会现实当中，这种理论是有害的，所以，傅斯年也终于被现实淘汰。这一层意思，也是我们试图客观研究傅斯年史学时所不应回避的。
    由于傅斯年对史料、历史、历史学三概念的模糊认识，尤其是他对客观的历史和主、客观相结合产物的历史学之间的混乱认识，所以，史学的主观性、客观性问题他就只能自相矛盾了。
    4.关于史学的绝对客观性思想
    傅斯年要建立纯客观的历史学。他认为“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17）否认历史学应该为现实服务，主张为历史而研究历史。历史研究不能去扶植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要搞史学的人完全消灭主观、消灭自我，要把历史研究变成一种企业，搞研究就象操纵机器一样。要求历史工作者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里的动手动脚在傅斯年先生是费了脑筋的，历史研究既然要消灭自我，动手动脚就够了，何必要再动脑筋去思考呢？不然不就变得主观了吗？其实，这种纯客观的历史学是不可能的。关于史学客观性的问题，就连傅斯年本人也将信将疑。他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说：“史学可为绝对客观者乎？此问题今姑不置答，然史料中可得之客观知识多矣。”（18）事隔五年之后，傅斯年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中则道出了个中苦衷。他说：“想以客观为理想而去努力，尚且弄得不客观，一旦完全把客观放弃了，认以为是不可能的，不需要的，那真不得了……，所以，我想客观之一事，在社会科学和在自然科学一样，是个理想的境界，寤寐求之，尚且求之不得。”（19）这位推崇绝对客观的史学的中心人物，最后也不得不放弃绝对客观，而求诸多元主义了。应该指出，我们并不反对历史研究要客观，相反，客观性应该成为史学的第一要旨，要是不真实，随心所欲去歪曲或构筑历史，那就严重破坏了历史学的严肃性，在现实当中必然造成极大的危害。我们认为，历史虽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所谓纯客观的历史学却是不存在的。史学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偏面的强调任何一个方面而企图抛弃另一方面的极端作法，都是不现实的，也不可能做到。
    实际上，就傅斯年先生本人的史学实践来说，非但没有抛弃主观，恰恰相反，他是很注重理论，注重思维方式和方法等主观因素的。他认为，对于历史事件，我们“虽不能作抽象的概括命题，却可以根据某种观点，作严密的选择”。对若干前后相关的历史事件，可以据其意义联贯说之。因为古今中外的历史事件多得无数，既然不能归纳，就只得选择了。既然要选择，就离不开主观。至于选择的原则，就各不相同了，而他的选择标准则是“人性”、“人类”的人的活动，要有利于国民的训练，有利于民族形态的说明，有利于说明各族人文化演进的阶段的所谓民主民族主义标准。（20）我认为，这才是他与马克思主义学派史学家的真正分野，而且，这种倾向愈是看傅斯年的晚期史学著作，表现也就愈明显。这也是回避不了的。其实，傅斯年另有他对史学“发乎考证，止乎欣感”的准绳。他认为写历史总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设施做根基，要先把详细的事实弄清楚，然后才能使情感有所依托。他反对汉学家把事实排比罗列一下就算了事，也反对多情的理学家，还没有把事实弄清楚就先动感情。必须以“语学”考析始，以“波涛动荡”终，就是说要“发乎考证，止乎欣感”，这也很符合感情浓郁的傅斯年本人的性格。这恐怕是他内心深处所真正主张的，只是现实的原因，把这些标准扭曲或未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也越发证明了其绝对客观史学的不可能。
    虽然如此，在当时提出要建立纯粹客观的史学的思想，还是有他不可低估的意义。这种强调绝对客观性，强调史料的主张，是针对着封建主义旧史学把历史当作传道的工具，主张“文以载道”，为封建统治辩护的虚伪史学而发的。因为统治者总是让历史附带上他们蓄意制造的纲常伦教来愚弄百姓。为了肃清这种流毒，傅斯年就特别强调史料，主张把附在史料上的道德伦常剥离下来，让剩下的赤裸裸的史料本身来说话，戮穿了封建统治者愚弄人民的面纱，他的这种反对中世纪主义，反对道德文章的积极作用是不能抹杀的。另外，当时的史学界，确实存在“高心空腹，束书不观”的浮夸学风。存在着随意裁剪史料，放言史观，生搬硬套的现象，对此，傅斯年提出要让材料说话，要建立纯客观的史学，的确有着他针砭时弊的作用。仅就这一点来说，傅斯年先生应是各派史学家直言讽谏的诤友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肯定了这种史料即史学主张的积极作用，认为他们有纠正空疏之弊，对史学界是有益的。
    5.关于“科学史学”的思想
    傅斯年创办史语所，志在通过集体力量开展“科学的”历史研究。要把历史学和语言学建设得如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以实现其建设纯客观的实证主义的“科学史学”的理想。他认为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门各种科学方法汇集的综合学科，不再是过去排比、罗列史料治经治史的老套。尤其是近代的历史学只要能够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把史料整理好就够了。并且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其实，综观傅斯年先生的历史著作，就可以发现，他始终有一个主导思想，那就是搞历史研究，一要有材料，没有材料，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二要讲究方法，没有科学的方法，就好象一把刀没刃一样锋利不了。所以，他极力主张“土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又极力要求要继承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中的科学方法。一重史料，二重方法构成了傅斯年史学思想的两大特征，而这两大特征其实正是科学派史学的基本主张。
    “科学史学”是20世纪初的一种史学思潮，是在当时泛科学主义思想背景下产生的。1903年，剑桥史学家比瑞（J·B·Bury 1861-1927年）在就职教授演讲中的肯定宣言，最足以说明19世纪迄于20世纪初叶的这种科学征服历史的情况。他断言“历史是科学，不少也不多。”历史已不容置疑地臣属于科学之前。比瑞的意思是说：在发掘与批评史料的技术已经发展了三个世纪，史学家已可以企求科学性的结论，已足以丝毫无误地陈述往事。此其一。在史学家到达此境地以后，其任务已完成，史学家所关注者，惟一为真理，没有其他。此其二。就前者而言，可以说明比瑞为什么要说历史不少于科学，就后者而言，可以说明比瑞为什么要说历史不多于科学。（21）这种思潮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和对自然界、人类社会认识的不断加深而盛极一时，并达到了一种狂傲的地步，其后则出现了所谓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反调。傅斯年生逢泛科学主义极盛之时，对科学史学满怀憧憬。他认为历史研究要想成为科学也必须从史料和方法上下功夫。指出要研究直接材料，要拓宽史料的范围，要扩充研究所用的工具，把史料看成是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源泉，对史料推崇备至，无以复加。香港中文大学许冠三教授据此认为他是一位史料学派的代表。（22）其实，傅斯年也很重视方法上的更新，重视新思想、新观念和科学的方法。所以自早年留学开始，他就喜欢诸如相对论、量子论和实验心理学、数学、医学以及逻辑学，培养自己的科学素养。治史也总是强调以不陈的工具整理所逢着的史料。比如，他所运用的德国朗克学派的语言考证方法以及其他科学方法如进化论、统计学方法、地理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等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他把观念方法上的更新看成是史学家必备的基本要素。他说，比如考古发掘，没有科学资助的人一铲子下去，损坏了无数古事物，也不知是否掘准了，如果先有几种必要科学的训练，可以一层一层的自然发现，这样收获必然是巨大的。主张要因时代不断扩充研究的工具，掌握最新的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这些都是他“科学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傅斯年认为有新材料才有新问题，有了新问题必须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了解决新问题必须再找新材料，新材料又生新问题，如此连环不绝，才有现代科学的发生。这套治学路子涵概了科学史学派的两大特征，因而也正是他“科学史学”思想的集中表现。当然，历史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那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这是毋庸置疑的。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是丰富的、深刻的。胡适称他是一位既有大刀阔斧本领、又能做绣花针功夫的史学大家。其主张无论是在当时或现在都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当然，他的有些思想也有背离现实、保守落后甚至自相冲突的地方，这都需要经过认真的、科学的研究来加以甄别。
    注释：
    ①《傅斯年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初版（以下均此版）第4册，第356页。
    ②⑩（11）（12）（13）（14）（15）（17）（18）（19）（20）分别见《全集》第4册，P260～261，P457，P256～258，P266，P500，P363，P363，P266，P356，P364～365，P312～313。
    ③参见：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湾】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
    ④参见拙文：“简论陈寅恪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中的地位”一文，《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4期。
    ⑤参见：“中国的蟋蟀傅斯年”一文，【台湾】《仙人掌杂志》V·1，N·1。
    ⑥屈万里：“敬悼傅孟真先生”一文，【台湾】《自由中国》第4卷，第1期。
    ⑦《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1期，发刊词。
    ⑧《国立中央研究院18年度总报告》第225页。 此处转引自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一文。
    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第4页。
    （16）《全集》：第2册，第47页。
    （21）同③
    （22）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