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仅是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也是历史学家，是我国传统史学的奠基人。他修《春秋》、编《尚书》，在我国史学史上是两件了不起的大事，通过这两件事以及孔子编次的其它经书，发表的其它史论，对我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孔子对我国传统史学无疑有相当大的贡献，这首先表现在搜集和保存上古历史文献方面。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特别是孔子有没有整理、编订过“六经”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笔者以为还是周予同的观点比较妥当：“孔子既然设教讲学，学生又那么多，很难想象他没有教本。毫无疑问，对于第一所私立学校来说，现成的教本是没有的。《论语》记载孔子十分留心三代典章，指导学生学习《诗》、《书》及礼乐制度。因此，我以为，孔子为了教授的需要，搜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重加整理编次，形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801页）。
    “六经”系经过孔子而传授下来，是无可怀疑的。旧有“六经”史皆说，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持之尤力（《文史通义·易教上》）。从“六经”的性质看，《诗》是一部诗歌总集，属于文学的范畴；《易》是占卜的书，发挥其义理则属于哲学的范畴；《礼》、《乐》的政治性比较强，应列于政治学的范畴；惟《书》与《春秋》，分别为记言和记事的史书。但文学书也好，哲学书也好，政治学书也好，在后世都是很重要的史料，所以“六经”皆史应正确地说是“六经皆史料，或古代的史书已经包括在六经之中”。清代的崔述有两句话说得最分明：“夫经史者，自汉以后分别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谓经者即当日之史也。《尚书》，史也。《春秋》，史也。经与史恐未可分也。”（《洙泗考信余录》卷三）所以传授“六经”，也就是传授了古代历史。当然要按照史学的观点看待“六经”，不能盲从后世经学家的说法，这是首先须要遵守的一个原则。
    孔子传授“六经”，有其政治思想的现实意义，关于政治思想意义，日后形成为儒家的理论中心，今可暂不具论。其现实意义，则是用“六经”为教材以教授生徒。在孔子以前，古代的文化知识都为贵族统治者所垄断，即所谓学在官府，或称之为王官之学，人民是被统治者，没有学习文化的机会。自春秋后期奴隶制逐渐崩坏，周王室衰微，王侯贵族的地位日渐没落，士阶层地位上升，王官之学因此开始流入民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即此情况。孔子便生活在这种学术下移的时代，由于敏而好学，他成为博学多识而又受人尊敬的学者，并收徒讲学，担负起了传播文化的重任，所以采用官府故有的书籍为教材是很自然的事情。史书既为其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史学自然成为孔子所重要的一项重要内容了。
    当时流传的古代文献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在辗转流传中，自有损坏、错乱和丢失。孔子在为推行仁政而周游列国时，就有意识地与弟子们做过搜求征集工作。晚年返鲁后，又尽全力做了整理与编辑工作。他所以这样重视古代文献，不仅仅是教材建设的需要，更主要的是他以传播文化为己任，以推行仁政为急务，以立名后世为人生价值，集以上诸因素于整理编辑工作中，便给这一工作赋予了一种鲜明的时代责任感。这一点，在编纂《春秋》中体现得最突出。
    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现仅存“五经”），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夏、商、周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情况，对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史、政治社会史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六经”不仅是我国的珍贵史料，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富有学术价值的古代文化瑰宝。孔子对被贵族长期垄断的、又被贵族践踏的古代文献，进行了抢救、整理，传于后世。所以说“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的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朱自清《经典常谈》）。就连严厉批判孔子的吴虞，在这方面也称道“孔子自当时之伟人”（转引自陈独秀《独秀文存》第3卷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