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史事而言，《春秋》“属辞比事”。所谓“比事”，即通过选材寄寓褒贬之意。孔子编修《春秋》，无关紧要之事虽大不书，有关名分者虽小必书。如赐齐桓公胙、策名晋文公为侯伯之事皆不书；而于隐公元年书“天王使宰晅来归惠公、仲子之賵”，这是件小事却作了记录，因为仲子为惠公妾，天子赠之賵，实属失体。其他如家父求车（桓公十五年）、毛伯求金（文公元年），都属君不君、臣不臣的表现。孔子选记，善恶自现。孔子也在遣词用字上表现褒贬，即传统所说之“属辞”的原则，也称作“一字褒贬”。其实孔子未必字字有用意，但有些用辞确有其用心所在，如改吴楚之“王”为“子”，以纠正名称的混乱，贬斥诸侯之僭越：践土之会晋文公召天子一事，改写为“天王狩于河阳”，对双方有失君臣之礼的做法委婉地纠正，讥刺之意自现。以“属辞比事”表现史家褒贬态度的做法，被后世史家所继承，又进而发展为独立于史文之外的论赞形式，如《左传》之“君子曰”、《史记》之“太史公曰”等等，但无论如何变化，其反映史家之政治态度、忧患意识的实质不变，均能使史著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来，这一传统也是由孔子首开其端。
    就史文而言，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对“述”与“作”的解释历来不一，一般“述”指述说、编次；而“作”指创立学说的撰著活动。前面已讲过孔子著《春秋》自言“其义则丘窃取之”，这便清楚地说明他已将个人见解注入了《春秋》之中，实属撰著活动。所以称“述而不作”，除自谦外，主要是强调自己的谨慎态度。当时，在著述活动中显然有“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汉书·艺文志》）的轻率做法，孔子就说过：“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表示了对“不知而作”的反感，提出的办法是：“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他强调的仍是“多闻”、“多见”、“择善而从”。对《尚书》与《春秋》的编著，正是以此态度进行的。因此，《春秋》、《尚书》所载史事，比之于先秦诸子、诸史都要信实得多，他绝少荒诞无稽之谈，又无占卦卜筮之虚玄，所记之人之事多能核对，日月历法相当准确。仅以日食记载看，37次中就有36次准确。这样的信史，没有审慎的态度是绝对编不出来的。我国凡是成名的史家、著名的史著，无不继承这一传统，从中又生发出考证、辨伪、校勘等学术活动，使我国的史学著述和研究，在“多闻阙疑”的优良传统中发展，体现出相当的科学性与严肃性，此一审慎风气的形成固有其时代诸多因素，但开端亦当溯源于孔子。
    5.一部《春秋》，就是孔子那个时代的中国近现代史。公羊学派说孔子把春秋历史分作三世，即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分别相当于自己和父辈一代，祖父辈一代和高祖、曾祖辈一代。（《春秋》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公羊传》同年：“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休注：“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祖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撇开后人穿凿附会的那些神秘解释不谈，那么，这三世的区分便大致相当于如今所说的现代和近代，而近代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孔子修《春秋》，不单是为了整理编纂史料，如一般史官所做的那样，而是为了阐明治乱兴衰的消息。因此尽管孔子留下的只是一部提纲式的著作，记事简约，难以反映事情面目，然而说到以非史官身份去对号称“天子之事”的近现代史进行独立研究，从现有史料看，总不能不说孔子是开风气之先。自此以后，对于正在变化的现代史寄予密切注意，对告一段落的近代史进行及时的总结，在我国古代史学中便逐渐形成了传统。
    一部《尚书》，就是孔子那个时代的中国古代史。我们完全可将《尚书》、《春秋》视作孔子编纂的当时的通史。《尚书》记虞夏商周事，《春秋》记近现代事，时间衔接，可作一部通史的上下册看。由于原始材料不同，故二者体例有异，一为史料汇编，一为编年体史书。但就疏通知远的会通思想看，则一脉相承。先看《尚书》之取材，既有上通，即将虞夏商周四代典籍作纵向贯穿；又有旁通，即西到秦，东到鲁，将不同地域的史料做横向联贯，这样上下左右地反映古往今来的世势发展，基本上概括了历史的流变与全貌，只是由于“文献不足征”，才以文献汇编成书。在史料较为完备的情况下，孔子写成了近现代史--《春秋》，它虽以鲁史旧文为依据，但所记内容，就时间地域看，已大大超过鲁之史地了。所说“亲周”，不仅是尊奉周天子，还有遍记周之史事的用心。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只有全部记载，方可为一代周史，故此，《春秋》处处“亲周”，实含有旁通的意义；“运之三代”，有上通的意义，二者配合，便是接续《尚书》，完成周朝近现代史事的写作而已。由于文献较完备，年月衔接，故取编年体例。形式与《尚书》不同，但从疏通知远的用心来看，确实可视为一部通史的上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