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现传《春秋》看，所记242年间诸侯之访聘、会盟、 战争等事以及自然界发生的日食、地震、山崩、大水、大旱等现象，虽然很简单，但都按明确的年月日顺序记载，已具备了编年史的主要特征，即“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序》）。它与甲骨文的零碎，金文的篇目孤立，《秦记》的“不载日月”、“文略不具”相比，已由史料发展为系统描模、评断历史发展的史书了，因此被肯定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孔子对这一体例的厘定，使他成了可考的编年体宗师，在我国史学史上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孔子之后的战国前期，传统史学有一次突破性的发展，不仅打破了历史学为统治者所专有的旧格局，而且冲破了史书的国界，就全中国境内列国之重要事件作统一的记述，同时也完善了编年体的史书体例。传统史学的这一成就是以《左传》的成书为标志的。《左传》的作者是谁？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今可暂不具论，但就其与孔子及《春秋》的关系而言，《春秋》为编年体之初创，粗糙原始，只以提纲形式记载史事，难明因果。而《左传》增广史事，注意文采，创新史论，遂为独立之作，但体例格局一如《春秋》，仅为完善改进而已。这一改进完善，使此体大行于战国时代。
    两汉时，纪传体争胜于史坛，但就其体例辨析，实为综编年记事、人物传记、制度专史、年表谱录于一炉的综合体。其中的本纪便是编年形式，以时间为序载录史事，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轮廓，成为全书的总纲。而其余列传、表、志书，无不据以为归，显然取法《春秋》、《左传》之体式，而又有所丰富与发展罢了。因此章学诚说：“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变也。……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又说：“编年、纪传，同出《春秋》。”
    实际上，这二体发展的趋势是相互渗透、互为补充的，这种趋势在《资治通鉴》的体例完善中体现得最清楚。它以编年统领大事，中心突出，保持了编年体一目了然的特点，又吸收了纪传体包罗万象的长处，将人物传记、典章制度、经济发展、民间习俗等穿插其间，统而不分，形成了主干材料与辅翼材料交相为用的述史体制，既便于展现历史纵的发展趋势，又便于展示社会横向的概貌，遂使编年体进入成熟期，并从中孕育出纪事本末体。但究其体式，并未离以时间为序的编年体，只是在原有的直观性、容纳性的基础上，平添了一层灵活性而已。而这种灵活性，在孔子汇辑《尚书》时早有体现，其中《金縢》、《顾命》等篇，便具有一人一事之本末性质。因此，溯源追根，我国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体均有孔子之史功在，而厘定编年体例是形成上述三体的基础。
    4.孔子作《春秋》已经意识到史学是由史义、史事、史文三要素构成的，《春秋》一书已具备了这三大要素，并朦胧地意识到这三大要素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就史义而言，《春秋》之义实为我国史学史上经世史学思想的滥觞。自孔夫子始，迄今垂2000余年，我国史学始终贯穿着经世的优良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色。《春秋》的方法是通过遣词用句的感情色彩，寄寓褒贬之义，以达到讨伐乱臣贼子，推行王道的史学目的。随着历史的进步，这种创举显得幼稚单薄。司马迁著《史记》，立意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使用了“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学方法，立足于现实，通古今之变，把历史事件通过全过程的考察，寻求其因果关系，寻求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而预测未来，是以“通变”来反映他为政治服务的宗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是以“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的政治思想为指导，以求真求实的方法撰史，旨在“善可为法，恶可为戒”，“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以“资鉴”为现实政治服务。虽说“资鉴”的观念不是司马光首创，但他资鉴的理论是我国政治借鉴史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最高度的结合，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总之，无论是“褒贬”、“通变”，还是“资鉴”，史学的功能不外乎道德垂训和政治借鉴，进行道德垂训和政治借鉴构成了传统史学价值选择的两大趋向。可以说，自孔子始，我国传统史学的基因上就编入了以史为鉴的遗传密码，这使我国几千年的史学都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许凌云主编《儒学与中国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