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孔子以个人身份整理文献的伟大实践，否定了“周礼”所规定的“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的规定（《礼记·中庸》），开创了私人著书的学术风气，首开私人著史之先河。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揭示了孔子修《春秋》的初衷：自汉政治主张未能推行，个人事业未能如愿，从失意的痛苦中萌发了修史以现志的想法。他说：“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现于后世哉。”于是，他大胆地以布衣身份，担当起史官修史的重任：“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远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招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孟子等亦有类似说明。可见，《春秋》的修订，是孔子出于“绳当世”的政治斗争需要，依据自己的设计构思撰写的。虽沿用了鲁之旧史料，却赋予这一工作以全新的意义。私人著史，在史学发展史上堪称革命，其意义有三：
    第一，更便于发挥史学的鉴诫作用。史官严守“君举必书”的成规，将记载集中于帝王言行及军国大事上。私人无官职约束，摆脱了机械记事的劳苦与限制，可自由地选取扬善抑恶的史料，在更大范围内体现鉴诫意义。在孔子之后，私人史家辈出，形成私人著史的传统。而私人史著比之官修史书，总是内容更丰富，思路更开阔，其鉴诫的意义也就更大。司马迁之《史记》，以“通古今之变”的气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总结了古今一切人间社会的史事，其鉴诫的意义十分明确，这种体大思精的作品，是受层层限制的史官难以企及的。
    第二，更便于形成一家之言。孔子修《春秋》，自云“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说明其著史已在原有的史料中，灌注了自己的义理观点，也就是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汉书·司马迁传》）来“绳当世”的儒家仁政学说的义理。发展到司马迁，便公开声明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书宗旨，这就使著史工作，如同诸子百家著书立说一样，具有了鲜明的个人学说的特点，变附属于政事的录史工作，成为史家发表个人史学观点的学术活动，是形成真正的历史科学的必备条件。
    第三，便于形成实录著作。摆脱政权干预的私人史家，相对来说，可以凭借个人的史识、史德，裁量人物，褒贬政事，写出较为客观的实录著作，如司马迁之《史记》，便被公认为文直事核的实录之作。纵观我国古代私人史家之著史，往往所冒风险较少，而获得成功者为多，被称作实录者更多，纪传体之前四史便是其例。
    私人著史，可以充分发挥作者的自由意志和远见卓识。由于它的进步性和科学性，在我国史学的发展繁荣、健康成长中，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孔子的开启之功，是其成为我国传统史学之祖的原因之一。
    3.我国古代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汉书·艺文志》）的说法，这只说了《春秋》与《尚书》的表面区别。就史学著作的体裁来说，二者基本一致，都是以时间为主线。《春秋》是正式的编年体，编年体有利于知人论世。编年体的出现，在中外史学史上都是个创举。
    在我国，至少在春秋时代，编年体史著据说达到“百二十国宝书”（《公羊传》徐彦疏）之多，但后世均失传，究竟是何面目，现已不可得知。但留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部便是孔子修订的《春秋》。孔子在修《春秋》时，选鲁史为依据，显然鲁史较他书为优，一是史料记载久远，二是体例较完备。其它史书面貌虽然难以确说，但从《史记·六国年表序》的一段话中，似可略窥端倪，司马迁说秦灭之后，“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又说“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表”。说明当时仅有《秦记》、《春秋》可供参考，而《秦记》“不载日月”，“文略不具”，与《春秋》之时间连贯、史料完备、文字严谨又有书法意旨的情况大不相同。因此司马迁对《秦记》只是依用史料，而对《春秋》则是仿效遵循。就此可见，经过孔子修订后的《春秋》与未作修订的《秦记》相比，差距是很大的。尽管各国间文化发展不一，肯定存在差距，但差距不至如此之大。司马迁看到的这种差距，显然是孔子加工的结果。司马迁“踵”之，正是对孔子修订的尊重与肯定，这在《史记·三代世表序》中说得更清楚：“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说明孔子详细订正年月日之时间顺序，是修订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