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探究社会经济生活的卓越见识
    司马迁在探究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卓识，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认为人类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并且注重从人们社会经济生活中去寻找历史的发展线索。二、鼓励人们自由致富，主张大力发展工商业，把著名的工商业者视为社会上值得重视的人物。三，在中国史学上开创了重视记载经济史料的范例。在司马迁以前，先秦儒家贱视生产活动，西汉官方观念也是视工商为末业而加以抑制，重视经济生产的只有《管子》书中较为突出。司马迁继承并发展了《管子》的论点，超越了先秦儒家和西汉官方思想的限制，重视考察经济生产对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作用。这种观点也是西汉时代条件的产物。汉朝的建立，为生产发展、商业流通提供了有利条件；封建统一国家，也需要各地区之间加强商品的交换。汉初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的情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高祖曾命令贾人不得衣丝，重租税以困辱之。景帝时，晁错上书称：“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证明商人的实际地位已经提高。到武帝时，商人已有机会参政，武帝命令东郭咸阳、孔仅主管盐铁，桑弘羊以贾人子入居侍中，以后当大农丞，为全国理财官。生产的发展势必推动思想家对于经济问题的观察，司马迁的经济观点便是对传统思想的重大突破。
    忠实地考察历史、考察社会的朴素唯物观点，使司马迁认识到：人们要求满足衣、食、住等项物质需要的欲望是天然合理的，由此推动社会的前进，任凭你挨家挨户去说教，都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故他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于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他所强调的“俗”，就是长期形成的希望不断满足物质要求的状况。由于经济生活具有积极的作用，推动社会前进，因此他批评老子把小国寡民、民至死不相往来的状况视为“至治之极”的倒退历史观，指出：“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指出这种想要把社会拉回到原始状态的想法违反了人们的愿望，注定是行不通的。
    司马迁进而精辟地论述经济生活具有自己法则，从中寻找历史发展的线索。他认识到各地区不同的物产和人们生活的需要，推动了社会的分工和交换的形成，对此他有精到的概括：山西饶材、竹、谷、{K1BA11.JPG}，山东多鱼、盐、漆、丝，江南产枬、梓、姜、桂、金，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得其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里把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法则提高到客观存在、并已得到验证的“道”来论述，强调它不是什么行政力量所能强制，也不是人的愿望所能改变，以此推动社会的发展。他的论述来自对社会生活的深刻观察体验，体现了鲜明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两千多年前的史学家能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是极其了不起的。恩格斯这样论述唯物史观最根本的观点：“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①又说：“一个十分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而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终于被承认了。”②恩格斯讲的是科学历史观的根本观点。两千年前的司马迁恰恰承认“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的基本事实对社会和历史的重要作用，并认为经济生活有自己的发展趋势，把政治上的治乱兴衰与经济情况联系起来，说明他虽然未能深入到真理的核心，但确已“接触到了真理的边缘”。③当时“天人感应说”正被统治者提倡而成为官方思想，司马迁坚持物质生活的发展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更具有一定的战斗意义，堪称是中古时期社会思想的珍贵遗产。
    司马迁还主张让人们自由获得财富，主张大力发展工商业。他认为追求财富是人们生下来就具有的欲望，是各阶层人们活动的目的：“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他还用淋漓尽致的笔调描写了一幅贤人名士、官吏军士、医生工匠、农工商贾、猎人渔夫、赌徒歌女，人人尽心竭力追求财富的图画。他反对与民争利，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放任发展，“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④他重视工商业者，为经营致富的大工商者立传，认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殖财富，智者有采焉。”肯定以工商业致富的合理性。他对“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游天下，得其所欲”⑤的局面大为赞赏，因为这种局面促使了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他所批评的“最下者与之争”，是直接针对汉武帝的盐铁官营等。《货殖列传》还记载了大工商业者致富的“哲学”和经营的方法，如预见行情变化，抓住有利时机，选择适当地点以利用当地物产，资金周转要快，利润率不可太高，经营多数人需要的热门商品等。他把全国划分为山东、山西、江南、龙门碣石以北四大经济区，显示它们各全国商品交换中的地位，又重点论述关中、三河、燕、代、齐鲁、越、三楚等地的经济条件与社会习俗。他还通晓各个地区可以致富的行业，如牧马、牛、羊、猪，养鱼，林业，果树，城郊种田，种植卮茜、姜、韭，造酒，做酱，屠宰，贩谷，卖薪藁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司马迁视野之开阔和对经济生活研究之深入。
    除《货殖列传》外，《平准书》也是司马迁创立的专记社会经济变化的篇章。在此篇中，他考察了封建国家的经济政策对社会状况和民众生活的影响，根据他的敏锐观察提出武帝统治后期是汉代由盛到衰的转折点的论断。他所着重论述的，一是当时兼并盛行，权势者奢侈无度，二是武帝连年征伐耗尽了国家资财，为解决财政恐慌，采取卖武功爵、盐铁官营和“告缗”，两者都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他的论述敏锐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新动向，代表了当日平民阶层的利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