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时代的选择和历史教训
    司马迁在政治观、经济观和文化观等方面所形成的独立思想体系，是西汉时代封建制度处于上升阶段，物质上和文化上具有蓬勃创造力这种社会存在的反映。然则在同一时代所产生的思想，又可能有很大的差异，形成进步和落后之分，正确与谬误之分。而时代对于思想的选择，却不以何者是最进步、最优秀的成果为标准，而是决定于这一时代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需要。同在武帝时代，司马迁与董仲舒各自提出了一套社会学说，形成了不同的思想体系。二者之间，在尊奉儒学、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方面诚然有其相通之处。但是司马迁主张“安民”、“任贤”，反映平民阶层的政治要求，重视生产活动，鼓励自由致富，兼采各家学说之所长；而董仲舒则主张天人感应，皇权神授，罢黜百家，鄙弃事功：故二者实在又是对立的思想体系。“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5）按照统治阶级的选择标准，必然采用董氏学说，因为它除了有利于巩固西汉国家统一之外，又具有神化皇权、对人民高压统治、实行文化专制等作用，因而它成为显赫一时的正宗学说。可以说，董氏思想对于巩固汉代封建专制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历史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西汉后期鬼神迷信气氛弥漫朝野，阴阳灾异之说大为盛行，以至酿成两汉之际图谶邪说泛滥，皇帝诏书、朝臣议奏都要引用谶纬说法作依据，导致了社会思想的大倒退。追究其根源，董仲舒鼓吹天人感应说实肇其始。设若时代选择了司马迁富有进步价值的社会思想，那理应有效地促进国家的治理，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兴盛。但这种设想没有实际意义，那个时代决然不存在采纳司马迁社会思想的现实条件。司马迁有自知之明，深知其学说主张在当时不可能被赞同，但他又确信其思想的价值，所以要“传之其人”。一个时代未必能选择代表当时最高智慧的思想体系，这是很深刻的历史教训。
    司马迁的社会学说既然不被当时权势者所称道，那么，莫非他的卓识果真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产生作用吗？这又不然。事实上，在历史进程中，统治阶级人物又不止一次成为司马迁社会主张的执行者。史载：武帝晚年曾与卫青对话，承认在位期间连年“出师征伐”是“劳民”，并说：“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至征和四年，当桑弘羊等上奏：可在西域轮台实行屯田，募民前赴，以威镇远方。武帝对此断然拒绝，特地为此下诏，“深陈既往之悔”，对长年兴师造成“军士死略离散”、“重困老弱孤独”引以自责，称：“今又请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申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从此不复出军。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民也。”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恢复农业生产。（16）由于变“劳民”政策为“养民”政策，避免了武帝晚年统治的危机，使西汉皇朝得以延长约一百年。至昭帝始元六年，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力主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次年七月，诏罢郡国酒酤及关内铁官。贤良文学罢盐铁专营之议虽未被全面采纳，但他们的言论却推动了昭帝时期继续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司马光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评论说：“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务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景之业焉。”（17）上述政策转变均与司马迁部分社会主张相符合，这当然不是出于巧合，而足以证明司马迁的主张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具有预见性，或谓超前性。
    若再扩大到社会文化发展趋势看，司马迁学说的价值更为明显。《史记》吸收了中国古代各派学术的精华，用人心向背为主线考察历史变局，认为人民的物质要求。
    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这些光辉的思想贯串全书，使《史记》成为一部真实可信的记述我们民族创造业绩的历史，这就使后世学者在反对神学迷信狂潮时有所凭借和效法。扬雄于两汉之际迷信盛行时，即直接继承司马迁的观点，认为实行德政比相信迷信灾异重要得多，提出“故常修德者本也，见异而修德者末也。”（18）对于汉朝的兴起，他也坚持从人事角度，以“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19）作解释，批判了天命观点。东汉初班固处在灾异谶纬学说泛滥成灾时，却继承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按照司马迁的记载、看法和纪传书表配合的著述格局，撰成《汉书》完整记载西汉一代历史，成为继《史记》而起的巨著。有了这两部大著作，对抗和驳倒以迷信观点解释历史就有确凿有力的依据。中国中古时期的文化，之所以能确定走上与欧洲中世纪神学体系判然不同的途径，司马迁的思想学说的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