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拥抱全民族文化的胸怀
    在文化观点上，司马迁与董仲舒罢黜百家以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思想相对立，对百家学说广泛地容纳和吸收，承认它们的历史地位，显示出他具有拥抱全民族文化的广阔胸怀。
    汉武帝、董仲舒独尊儒术政策的提出，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封建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前已说到，当汉初各家并倡之时，儒学的地位已呈上升趋势，从巩固封建国家统一和加强专制主义政治需要出发，儒家宣扬的“大一统”说、等级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纪伦常，对于汉武帝是最为合适的。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学者，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所以他尊崇儒学，主张大一统，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关系，在《史记》全书中确实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他突破《史记》著述体例的限制，破格写了《孔子世家》，同时撰有《仲尼弟子列传》、《孟荀列传》、《儒林列传》，它们有机地形成系列文章，构成最早的儒学史，显示出儒学繁盛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孔子世家》在详载孔子一生事迹的基础上，在赞语中引《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称“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表达对孔子的无比崇敬。这同他“继《春秋》”的宗旨是相通的。
    然则，司马迁尊儒的目的跟董仲舒又不相同。董仲舒独尊儒术，是作为维护专制主义统治的手段，所以要废灭百家之学，使“绝其道”。司马迁则出于尊重文化风气的历史发展和孔子的学术地位，而对同样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其他学派，他也予以承认并且吸收。在他看来，尊崇当时处于上升趋势的儒学与容纳各家学说可以并包俱存，各采其长，这正是司马迁文化观点的卓越之处！以上已论及在政治观和经济观上司马迁对道家和管子学说等的吸收发挥，本节再列举他对黄老、法家、纵横家的肯定为证。
    司马迁从各个侧面反映黄老“无为”学说对汉初政治的指导作用。《曹相国世家》载曹参任齐王相九年，“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又以“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酷之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的赞语，把“无为”政治提高到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高度来评价。《吕太后本纪》赞又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在《孝文本纪》中，则用“勿烦民”概括文帝政策和作风的特点。可见司马迁对整个汉初阶段的记载，都贯串着肯定黄老学说历史作用的观点。司马迁对法家人物“刻削少恩”一向反感，但他不以个人好恶歪曲历史事实，而是肯定法家学说的历史作用。他如实记载吴起任楚相，执行“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的政策，因而取得“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⑥的政绩。司马迁对商鞅变法推动历史的发展评价更高。《商君列传》详述提出变法的原委，商鞅先后两次变法的具体内容，写商鞅以法家观点和历史经验驳倒保守派人物甘龙、杜挚的阻挠，终于取得显著的成效：“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令人信服地说明法家路线使秦成为西方强国，称雄于诸侯。对于往往被视为“弛骋巧辩，腾空造说”的战国纵横家人物，司马迁也认为他们的智慧和历史作用值得肯定。他论述《苏秦列传》的撰述义旨是：“天下患衡秦毋餍，而苏子能存诸侯，约从以抑贪疆。作《苏秦列传》”⑦。苏秦针对山东六国畏惧强秦，“忍辱割让求近安”，又互有矛盾、各不相顾的形势，提出六国合从联合抗秦的战略，是一种智慧。司马迁详细记载苏秦游说诸侯的精辟言论，如说韩宣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又复求割地。与则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后祸。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这类分析都符合当时的情势，显示出其卓识。因而他的谋略得到六国的拥护，推他为约从长，并相六国，而使“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⑧。司马迁的结论是：“苏秦起闾阊，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⑨这样，纵横家的功绩和他们雄辩的言论就得以载入史册。
    兼容各家、不拘一格的胸怀和见识，还使司马迁善于从各种类型的人物，发现其嘉言善行，采撷入史，从而使全书蕴含着大量的思想资料，丰富了我们的民族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