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相晏婴曾很不客气地讥贬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崇丧遂哀”,“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如果拘守儒家教条,则晏婴这样的人物将被摒弃不载。司马迁则相反,他广泛搜集晏子的史料,从散见于《晏子春秋》、《左传》、《韩诗外传》的片断资料中,提炼出晏子指责齐景公暴政的出色言论。齐景公害怕见彗星,晏子谏曰:“君高台深池,赋敛如弗得,刑罚如弗胜,茀星将出,彗星何惧乎?”“百姓苦怨以万数,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胜众口乎,”⑩以此谏齐景公奢侈重赋和企图以禳祷避祸,成为反映晏子天道观和同情民众的宝贵资料。《赵世家》所载赵简子爱直谏之臣,因此在赵国大得民心的著名故事,则是采用《韩诗外传》中的素材,而更加突出赵简子喜欢“鄂鄂之臣”。讨厌“徒闻唯唯”的品德。司马迁还深挚地赞扬怀着高尚目的而忍辱负重的历史人物,肯定他们“隐忍而成功名”的政治智慧。《伍子胥列传》载:伍子胥之父伍奢因受贼臣陷害被捕,楚王借口召其二子,企图斩草除根。伍子胥识破楚王所设奸计,“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于是出亡,四处漂泊,几死者数,道中乞食至吴,最终为吴划策,大败楚国,报了父仇。篇末赞曰:“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耶!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司马迁正是吸收了道家“以柔克刚”、“以屈求伸”的观点而加以发挥,从伍子胥的曲折经历提高到政治智慧的高度来论述。在《叔孙通列传》中,司马迁对其“以面谀得亲贵”有所讥讽,却又肯定他适应时变、为汉朝制定礼制的做法,对此,他也引用道家的话加以赞扬:“(叔孙通)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道若讪,道固委蛇’,盖谓是乎?’”(11) 司马迁兼容百家的文化价值取向,还表现在他对滑稽家言和汉赋的看法上。滑稽人物的言词,往往被正宗人物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司马迁却有独到的眼光,认为其中包含着机巧辩慧,妙语解纷,有益于治道。故《滑稽列传》曰:“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这说明他在对待各家各派学术文化上有着如同天地包容万物的广阔胸怀。同样,对于司马相如的赋,既指出其《子虚赋》、《上林赋》等过分夸饰侈靡的缺陷,又肯定篇中“意在讽谏”的积极意义。因此他明确批评:“无是公方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而在篇末赞语中又以儒家《春秋》、《易》、《诗》“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的道理,比喻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于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指出其中可采之处。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司马迁时代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文化观。一是董仲舒的文化专制观点,认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从矣。”(12)视百家为邪说,要统统使其绝灭。一是司马迁兼采各家的观点,认为“天道恢恢,岂不大哉!”主张兼容并包,因为无论儒家六艺或百家学说,“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凡是有益国家社会的,都应该吸收,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多样文化、五彩纷呈的世界!前一种观点的产物是《春秋繁露》那样的著作,以“独尊儒术”为标榜,行宣扬“天人感应”之实。他使不多谈鬼神的孔子学说变成充斥鬼神迷信的西汉“新”儒学,并且与“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的巫术相结合,专推阴阳灾异之变,竭力为神化皇权和强化封建专制统治服务,导致了西汉之际鬼神迷信的猖獗和图谶的盛行。后一条路线的产物是《史记》这样的著作,它将中华民族的历史都写进书中,将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都囊括其中,把各具智慧和光彩的历史人物都载入史册。就汉以前的历史说,《史记》反映了儒学地位的上升,学派的繁盛,又写了儒家以外的思想家老子、韩非、庄周、申不害、邹衍;写了政治人物管仲、晏婴、商鞅、魏冉、李斯、吕不韦、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田单;写了军事家司马穰苴、孙子、吴起、白起、王翦、蒙恬、乐毅、廉颇;写了文学家屈原;写了策士苏秦、张仪、陈轸、犀首、甘茂、甘罗、范睢、蔡泽;还有反映其他社会阶层的刺客、医生、游侠、龟策、货殖等的传记。故梁启超推崇司马迁是古代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于孔子之学,独得力于《春秋》,西南学派(老庄)、北东学派(管仲齐派)、北西学派(申、商韩)之精华,皆能咀嚼而融化之。又世在史官,承胚胎时期种种旧思想,磅礴郁积,以入于一百三十篇之中,虽谓史公为上古学术思想之集大成可也。”(13)郑振铎也认为司马迁的伟大贡献在于系统地整理古代学术文化,“他排比、整理古代一切杂乱无章的史料,而使之就范于一个囊括一切前代知识及文化的创作定型之中。”(14) 司马迁的进步文化观点,对于我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关系极大。由于他在记载客观历史、反映社会生活取得巨大成功,进一步确立了我国人文主义的进步文化传统,成为两汉之际迷信谶纬的思想浊流泛滥猖獗的直接对立场。《史记》蕴含的丰富思想养料,滋育了世世代代的人们,所以才被公认为民族文化的奇葩、世界文化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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