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癖”与时代感
    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激烈动荡与巨变的世纪。郭沫若的治史活动横跨其中60年。作为历史家、文学家和革命家兼而为之的郭沫若，他的治史活动既打上了个人的烙印，也反映了时代的步履。
    史学也是时代的晴雨表。中国历史学从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通古今之变”，到近代的“经世致用”，无不体现着和现实的关联。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追溯往古，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郭沫若治史也是在时代的驱使和感召下进行的。
    “五四”前后，是中华民族在精神上苏醒和转换的时期。当时，一般进步青年，往往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以排除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障碍。而郭沫若却另有眼光，他说：“我是有点历史癖的人”①。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一种与今天相契合的精神，应予挖掘和整理。
    1921年至1925年，他根据早年形成的对先秦思想的研究兴趣，“以我之自由之精神直接与古人相印证”，“求得其真相”②，写出了《论中德文化书》，《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王阳明礼赞》、《马克思进文庙》等文章。他认为，人类的“自由精神”和“自由思想”在我国思想史上曾有过两度的黄金时代，即夏、商、周三代以前和周之中叶以后的春秋战国时代。这种“自由精神”和“自由思想”就是：《易》的泛神论，人即是神的观念，“一切的山川草木都被认为神的化身，人亦被认为与神同体”③。老子的宇宙实体的“道”，即顺其自然、自由发展的精神。孔子把“道”和《易》的观念相统一的泛神论思想，以及他的“不断自励，不断向上，不断更新”，“净化自己，充实自己，表现自己”，“以天下为己任”④的自强不息、极积进取精神概括成：“在万有皆神的观念之下，完成自己之净化与自己之充实至于无限，伟大而慈爱如神，努力四海同胞与世界国家之实现”。这即是“从小我而至大我”，“二而一的中国固有的传统精神”⑤。很明显，郭沫若早期的史学观念，既未脱离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又强烈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他是企图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求出人性解放的历史感应和时代尺度。
    1926年，郭沫若参加北伐战争，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而也成了蒋介石通缉的一名逃犯。1928年4月，他按照党的安排，秘密东渡， 蛰居于日本市川，又遭到日本刑事和宪兵的长年监视，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面对难堪的侮辱，郭沫若强压怒火，为着革命的未来，努力保存自己。当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有国归不得，怀抱治国的宏图而无法施展；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远离了党，远离了革命；作为一个追求自由的人，他无止境地遭受监视，苦闷、愤懑，但又无可奈何。他只有以屈原、韩非为楷模自励，不使自己沉沦下去。他写道：“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说难孤愤。我＠其厄，愧无其文。爰将金玉，自励坚贞。”⑥于是，他根据自己的文化修养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贯兴趣，用他仅有的一枝笔，认真地开始了对中国古史的研究。
    从1928年7月开始，他即埋头于历史研究，写出了一系列文章。于1930年3月，集成了那部开创史学新纪元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该书《自序》中，他明确地表白了他研究中国古史的动机：“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这表明，他研究中国古史是为了从中认清社会来程，以便决定未来的去向。
    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从《易》、《诗》、《书》和卜辞、金文这些被人们公认的经典和文物中，揭开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帷幕，揭开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指出中国历史同样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⑦诸阶段。从而也验证了马克思主义，证明它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样，他就在中国史学界树起了一面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学。
    为了把中国古史研究置于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他用了更大的精力钻研金石甲骨；为了打开甲骨文、金文的宝库，他埋头于东洋文库，“读完了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和金文的著作”。他以一个真正科学家的态度，“昼夜兼勤”，孜孜矻矻，朝于斯，夕于斯，有时甚至发着高烧仍不停笔，终于写出了《甲骨文字研究》等十多种古文字学著作，使这门学问别开生面，并建立起一个令人信服的体系。
    由此可以看出，郭沫若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特点，在于把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并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的结合上，给了人们关于民族前途的启示，树立起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 中国历史重心转为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空前激烈的斗争时期。
    就在这年7月，郭沫若离开日本，“别妇抛雏”，潜奔祖国， 投入了全民族抗日的洪流。他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奔波于抗日前线。不久，他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职，团结了文化界一大批爱国人士，为拯救祖国呕心沥血。然而，他遇到的却是国民党蒋介石的“防民甚于防寇”的片面抗战，工作受到百般阻挠。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劝降的形势下，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战，积极反共。1940年，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也被蒋介石下令撤销。他的满腔报国热情遭到无情的冷落。反动的专制主义肆无忌惮地扼杀着中国人民的抗日民主权利。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带着寂寞、苦闷和愤怒的心情，被迫从事了学术研究。郭沫若说：“我的从事古代学术研究，事实上是娱情聊胜无的事。假如有更多的实际工作给我做，我倒也并不甘心做一个旧书本子里的蠹鱼。然而时代毕竟善于调侃，回国以来转瞬八年，时局尽管是怎样繁剧。国内国外都是一片烽火连天，而我在最近的两三年间，却又得到了充分的闲暇，使我走起回头路来”⑧。这是一段伤心人语。人们郁积的感情总要有一个发泄的渠道。但当他们被迫在和古人对话时，也就自觉或不自觉的给古人“吹些生气”进去。作为一个文学家，“皖南事变”使他郁积的感情找到了一个喷火口。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他写出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五部历史剧，修改了《棠棣之花》。他以屈原的爱国精神，如姬的品格，夏完淳的形象，高渐离的坚贞，聂政、聂荌姐弟的气节，教育人民，鞭笞蒋介石集团，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心灵共鸣。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怀着“彻底整理古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心向”，怀着建设新文化的宏图，对先秦社会诸子“作了一个通盘的追迹”。写出了《屈原研究》、《甲申三百年祭》、《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影响深远的一批史学著作。
    在这些研究中，他修正了旧说，确认了殷为奴隶制社会，肯定了周代的井田制，论证了西周的社会性质。他对先秦诸子的研究独具慧眼，探索了各家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研究了各学派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相互关系。其中，对儒家八派的考订，对宋钘、尹文子、子夏氏之儒和墨辩两派的发现，都是对我国古代思想研究的重要建树。另一方面，在研究中，当历史人物的思想与当代现实发生了某种联系时，他便自觉地针对当局，讽喻现实，使人们读后很自然地产生某种联想。让它起到反对专制、追求民主、动员抗日的作用。
    郭沫若这时期的著作仍是严谨的科学著作，并非空穴来风，故意曲解历史以迎合现实的需要，而是通过突出历史中的某些事实或某种思想而发生与现实的关联。这是在目视往古时而对现实的一种观照。
    郭沫若自从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他的世界观和研究方法。他曾声明：“我的好恶标准是什么？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⑨由于他站在人民的立场，因而他的作品也就必然带着时代的气息。屈原反对分裂、主张联齐抗秦的爱国思想，李自成农民军的正义行动及其失败的历史悲剧，都曾激起人们的同情与共鸣。四十年代，郭沫若的历史著作即是以这样的科学精神和历史的震撼力量而发挥了它的社会功用，和他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有异曲同工之妙。
    历史跨进了五十年代，郭沫若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新社会实现了。这是一个人民自己的世纪，自己的时代。一种解放感、自由感油然而生。它改变了革命文化人的心理定势，即从否定现实，转向肯定现实；从批判旧社会，到维护新中国。建设新文化，歌颂新时代，成了当时文化的主题。作为文化界的领导者和带头人，郭沫若以更大的热情，不断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史学研究上，他仍坚持不断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他在繁忙的国务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忙里偷闲，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进行研究和写作。1950年至1952年初，他写出了《奴隶制时代》一书，把四十年代的成果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1953 年至1954年，郭沫若倾两年余暇集校《管子》，为学术研究树立了一种踏实严谨、不尚空谈的榜样。1956年他又校订和标点了《盐铁论》，继续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随后，他根据自己对历史人物的一贯兴趣，对司马迁、蔡文姬、曹操、武则天、郑成功、李自成、李德裕、秦良玉等历史人物进行了研究。他的许多文章，曾引起史学界、文艺界的热烈争鸣。这期间，郭沫若在史学领域还领导建设了三大工程：一是他建立了三个历史研究所，亲自兼任一所所长，培养了一大批历史研究和文物考古干部。二是，他领导了大型中国通史--《中国史稿》编写，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三是，他积极主持了《甲骨文合集》的编纂，是这项巨大工程的奠基人。因此，可以说，五十年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开拓和深入发展，中国史坛的活跃状态，是和郭沫若的领导与推动分不开的。然而，也应看到，建国初期革命文化人刚从旧社会中来，对于新的斗争，新的生活方式，一时还难以适应。党在新的探索中由于经验不足，也难免出现某些失误。于是在前进的道路上，知识分子不时地困惑产生新的和苦闷。郭沫若也不能例外。
    1950年郭沫若曾为《武训画传》题词，称赞“在吮吸人的血以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⑩。可是不久，电影《武训传》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指责文化界的共产党人向反动思想投降，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11）。这对郭沫若来说，无疑是一次当头棒喝。随后一场大张旗鼓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这使郭沫若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通过自我反省，他认为还是自己的世界观、历史观有问题，阶级立场还不坚定，是没有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缘故。为此，他作了多次检讨，表示一定努力学习，努力创造。同时，和全国人民一样，一种个人崇拜心理，也在郭沫若心中树立起来，反映在他的史学研究上，则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有所表露。由于党在思想文化政策上的某些失误，郭沫若所期望的“百家争鸣”局面，未能真正形成。
    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郭沫若已进入耄耋之年。可是他的童心未泯，在史学研究上仍在不断追求。这一期间写成的30余篇考古学文章，为中国史学提供了新的材料、新的思想和新的成果。《兰亭论辨》、《英诗译稿》、《李白与杜甫》等著译，为中国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来说，取得这些丰硕成果是多么可敬而可贵。从这些成果中可以看到郭沫若那颗赤诚的热爱历史科学的事业心，和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
    然而，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由于阶级斗争被强调到一个不适当的高度，思想问题、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学者论文，动辄得咎。这也使郭沫若陷入了思想矛盾之中。1966年初，他那种“焚书”的自我检讨，显然是一种违心之言。“文革”开始后，现实与信仰发生矛盾，郭沫若只能以信仰去曲解现实。解释不了的只有回避。他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不读书、不研究，他就不能生活。从1967年开始，他翻译日文的《英诗译释》，他研究李白与杜甫，并写成了《李白与杜甫》。“文革”后有人问他，为什么写作此书，他回答说：“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12）这是否是郭沫若写作《李白与杜甫》的全部原因？还是个谜。
    从郭沫若六十年的史学创作看，决不是如某些人曲解和诋毁的是什么“奉命史学”或“风派史学”。他的每一阶段的写作，都是在他的历史意识和时代感召或限制下进行的。强烈地反映了他的历史感，时代感和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