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史并茂，情智交融
    郭沫若的史学著作直至现在仍能吸引广大读者，寻其原因，除了它的史学体系、史学方法和独到的一家之言外，其美学欣赏价值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透辟的洞察力、思辨力和说理性，显示了一种智慧美。
    如他在《十批判书》中对孔子天道观的分析，层层深入，力排旧说，既说明了它的实质，又指出了其局限性：孔子认命，而非宿命；他顺应自然，又积极进取。这就勾画出了孔子的形象。虽然郭沫若这种观点不一定为大多数人接受，但他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显出了一种理智的光芒。又如他对屈原生年的考证，抓住《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一句，指出，屈原“是生在太岁在寅的那年正月的庚寅。据《吕氏春秋·序意篇》：‘维秦八月岁在涒滩’，知道公元前239年是申年。推数上去，前341年的楚宣王二十九年（周显王二十八年）该是寅年，但那年的正月小，庚申朔，没有庚寅那一天。我看这是因为岁星在事实上超了一次辰。岁星每八二·六年超辰一次，在那期间中超了一次辰，寅年便当得是前三四○年。那年的正月小，甲申朔，庚寅是初七，与《离骚》相合”（46）。渊博的知识，严密的考证，晓畅的说明，这是智慧的征服。
    其次，他对统治者的批判，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崇高人格的颂扬，都体现了一种情感美。如他对韩非子的批判：“在韩非子所谓‘法治’的思想中，一切自由都是禁绝了的，不仅行动的自由当禁（‘禁其行’），集会结社的自由当禁（‘破其群以散其党’），言论出版的自由当禁（‘灭其迹，息其说’），就连思想的自由也当禁（‘禁其欲’）。韩非子自己有几句很扼要的话：‘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说疑》）。这真是把一切禁制都包括尽致了。他是把一切的人看成坏蛋的，所谓‘君人南面之术’的另一种秘诀，也就是要把一切的人看成坏蛋。所以一切的人都不可信，‘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备内》）。臣下无骨肉之亲固不足信，就是有骨肉之亲的自己的妻室、儿女、父老、兄弟，也同样的不可信，因为这些都是‘奸劫弑臣’的媒介，而其本身也最有可能成为‘奸劫弑臣’。请读他的《八奸篇》吧（47）”。这种充满感情的夹叙、夹议、夹引，淋漓尽致地将韩非的思想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又如他对殷周农民生活的叙述：“照班固所说的情形，‘殷周之盛’的所谓‘民’，不完全是奴隶吗？这些‘民’是聚居在有人监管的共同宿处的，春耕时，白天被集体地赶到田野里去，早出晚归。一出一入都有里胥和邻长，就跟哼哈二将一样，在共同宿处的门口坐着监视。所谓‘妇人’，连冬天做工，每天都是十八小时。男人呢？没有说，当然不会是整天睡觉的。《豳风·七月篇》里面有几句话可作补充，便是‘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工）。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这些收获完毕了的农夫们，冬天来了又要服工役，白天在做工，晚上也在搓绳子，我相信工作时间是不会少于十八小时的。有没有监工的呢？有，一天到晚都在吆喝着。《月令》季春三月里面又有几句可以补充：‘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监工的手里有没有鞭子呢？没有写，我相信不会是没有的。这就是‘殷周之盛’，农夫们一年四季，一天到晚的生活情形。”（48）阶级压迫的情景和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心跃然纸上。
    再如关于曹操的杀人问题：“有的人说曹操杀人太多，引用的例证主要是打败陶谦的那一件。在这里，史料上是有些出入的，不厌烦琐，想把史料来检查一下。《魏志·陶谦传》上是这样记载的：‘初平四年（193年）太祖征谦，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两军交战是不能不死人的。这儿所说的‘死者万数’是陶谦的兵。这里有可能是战死的，也有可能是在败走中被水淹死或自相践踏而死的，不一定都是曹操所杀。但这项史实落在《曹瞒传》里却变了样。‘自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遇太祖至，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陶谦帅其众军武原，太祖不得进，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魏志·荀彧传》注引）这把曹操写成了一个混世魔王。很有趣的是‘兵’变成了‘男女’（人民群众），‘万数’变成了‘数万’，战死或者淹死变成了‘坑杀’。我们到底应该相信那一边呢？《曹瞒传》是孙吴的人做的，明显地包含有对敌宣传作用在里面。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对于史料就应该慎重选择了。但是不高兴曹操的人却十分欢迎《曹瞒传》，而且还嫌它说得不够劲。请看刘宋时代的人范晔的《后汉书·陶谦传》吧。‘初平四年，曹操击谦，破彭城傅阳，谦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这分明是根据《曹瞒传》，而把数字又夸大了十倍，‘男女数万’变成为‘男女数十万’了。这真可以说是作史者典型的曲笔！谎愈扯愈大，却愈受人欢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便采取了《后汉书》的说法，今天好些骂曹操的人也就乐于有根据了。”（49）这是对史料的科学析，也是史家对历史人物遭受曲解而为之申张正义的一种感情的流露。这种不平的感情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因而使人从作者的分析中感受到一种道义美。
    再次，他以文入史，创造了高度的视听价值，形成其史学著作的文字美、语言美和形象美。请读以下几例：
    如关于庄子的生活：“他是把生活的必要削减到极低的程度。他住的是‘穷闾陋巷’，瘦成‘槁项黄馘’，‘穷困’到了只靠着‘织履’（打草鞋）以维持生计。连见魏王的时候，他穿的‘大布之衣’都是‘补’了的。他饿得没有饭吃，曾向监河侯借过小米”（50）。寥寥数语，活画出庄子的形象。
    又如写曹植：“认真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和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但尽管道学先生们要替曹植粉饰，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却认定他是一位才子，而他的诗文对于后人的影响，也已经早成为过去了。有趣的是那首疑信难决的《七步诗》倒依然脍炙人口，且成了一个有名的典实。《七步诗》初见《世说新语》，‘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云云，帝深有惭色’。其诗云：‘煮豆持作羹，漉鼓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诗不见本集，有人疑是傅会。又一传世的只有四句，首句作‘煮豆燃豆萁’，二三两句缺。过细考察起来，恐怕傅会的成分要占多数。多因后人同情曹植而不满意曹丕，故造为这种小说。其实曹丕要杀曹植，何必以逼他做诗为借口？子建才捷，他又不是不知道。而且果真要杀他的话，诗做成了也依然可以杀，何至于仅仅受了点讥刺而便‘深惭’？所以这诗的真实性实在比较少。然而就因为有了这首诗，曹植却维系了千载的同情，而曹丕也就膺受了千载的厌弃。这真是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了。借煮豆为喻，使人人能够了解，是这首诗所以普遍化了的原因。但站在豆的一方面说，固然感觉到萁的煎迫未免过火；如果站在萁的一方面说，不又是富于牺牲精神的表现吗？我因而做了一首《反七步诗》以为本文的煞尾：‘煮豆燃豆萁，豆熟萁已灰。熟者席上珍，灰作田中肥。不为同根生，缘何甘自毁’？”（51）喻理于文，文史交融，读来令人赏心悦目。
    有人认为，郭沫若论史的文学笔调影响了他史学的科学性，或者直斥为文史结合不可取。这是一个文学与史学、感情与理智、历史事实与历史精神，凝固的历史与历史形象化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是历史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历史研究的实践问题。司马迁的《史记》就曾被人们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是自“五四”以来文史逐渐分家，甚至发展到互为水火的境地。一些人认为史家的本职只在求真，状物抒情那是文学家的事；史学家应站在纯客观的立场上，不应带什么感情色彩。我们认为，把文学的感情从史学中分离出去是一种偏颇。如果只是将历史看成木乃伊，“诚”则“诚”矣，但却是对历史的丑化。因为历史本来就是一个大舞台，上演的都是活剧，以机械的自然科学方法去表现人们的活动与思想，那是无能为力的。历史重理喻，但也须感情，只有文史结合，才能更好地体现历史真实和发掘历史精神。
    史学的文学性，具有史学的本体意义。历史本身或动或静，都有其美学价值。人们之所以爱写怀古咏史的词章，那是因为历史本身给人们以美感。只要有历史，就会有历史的美。而这种美，史家应为之体现。
    历史研究的功能似乎在传“迹”，但也须传“神”。文学的“传神”功能，可以补足历史的“传迹”功能。没有科学性，历史会失真，没有文学性，历史就会失神（52）。郭沫若在理论上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但从实践中却使自己的历史著述具有了形神兼备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