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倦的自我追求与创新
    郭沫若的一生是不断进取、不断追求的一生。反映在他的史学上就呈现了不断开拓和“翻案”的特色。郭沫若说过：“我自己研究古代已有二十几年了，只要有新的材料，我随时在补充我的旧说，改正我的旧说。我常常在打我自己的嘴巴，我认为这是应该的。人有错误是经常的事，错误能够及时改正，并不是耻辱。”（13）那种说郭沫若是“风派”人物的，大体是说他在史学上“多变”。其实，郭沫若是一个严肃的史学家。他对于自己研究的结论是颇为自信的，从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但如果有了新材料或更加有力的论证，他也不惜批判自己，抛弃旧说，服从真理。
    就以他对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前后两次变动来说，每一次变动，都因为有新材料的发现或因旧材料得到澄清。1928年，郭沫若将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界线，划在西周和东周之交，即公元前770年。后来，经过了十多年的研究， 对旧材料一一加以考核，又得到了不少新材料，于是才将旧说抛弃。1943年，他把这种分界线划在秦汉之交，即公元前206年。又经过了差不多十年，由于地下新材料的发现，特别是他对春秋战国社会的进一步研究，到1952年，才把两种社会的分界线划定在春秋战国之交，即公元前475年。此后一直坚持这种说法。他对古史分期问题的两次变动，与当时国内政治风向和政治领袖们的历史观点毫无关系。众所周知，四十年代，延安的史学家们是主张“西周封建论”的，毛泽东也持此观点。他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就说过：“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后来倒是毛泽东接受了郭沫若的看法。
    郭沫若对殷商社会性质的判定也是如此。1928年他认为殷代为氏族社会末期，处于金石并用时代。十年以后，由于殷墟帝王墓的发掘，大量人殉和青铜器出土，以及他认真地吸取了同时代学者们的论证，便放弃了旧观点，确认殷商为奴隶制时代。
    他对于孔子思想的认识，前后也有几次变化，但一次比一次认识深刻。二十年代前期，他用人性解放的思想看孔子，认为孔子是个泛神论者，兼有歌德与康德那样伟大的天才，圆满的人格，主张“个性解放”，主张“人道主义”。1928年，他因把《易》和《中庸》当成孔子思想，曾认为“孔子是折衷派”，在革命派和保守派之间游移（14）。后来，当他考证了《易》和《中庸》的时代性，认为《易》与孔子无关，《中庸》乃子思之徒的思想，于是又改变了对孔子的看法。说孔子仍是一个泛神论者，一个“不世出的天才”。但是，由于当时他把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划在西周和东周之交，因而降低了对孔子的评价。1944年，他对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有了新的看法，在写《孔墨的批判》时，对孔子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认为孔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同情乱党”，“积极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幸福”，“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新来的封建社会的韧带”。孔子提倡“仁”是“爱人”，“是克己而为人的一种利他的行为”，“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把人当成人”。郭沫若说孔子一生都在奋力追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一切都主张身体力行，颇有积极进取精神”。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是：“主观努力上是抱定一个仁，而在客观的世运中是认定一个命，在主观的努力与客观的世运相调适的时候，他是主张顺应的。在主观的努力与客观的世运不相调适的时候，他是主张固守自己的。”（15）郭沫若对孔子的这种认识，在基本方面是贯彻始终的。“文革”中虽有违心之言，实际却没有变化。1974年，“四人帮”逼他“评法批儒”，他借口拒绝。由此可以看出，所谓郭沫若的“多变”，正是突出地表现了他的追求真理，不固步自封，勇于创新的精神。
    郭沫若不懈的追求和进取，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对自己错误的公开清算。诸如他对《周易》产生的时代判断错误而作的检讨，对轻率否定“井田制”的自我批判，对《周颂·噫嘻》一诗错误论定的内疚，都可看到他的这种精神和史德。且看他对殷代社会性质的检讨：“我在二十几年前曾经有过很错误的看法，便是把殷代看成金石并用时代和原始氏族社会的末期。……那种看法在今天看起来，固然是错误，但其实我在作那种看法的当时，已经就觉得不大妥当的。特别在写这些考释里面的释支干的时候，看到当时天文智识的水平相当高，作为原始氏族社会怎么也难说明。但我固执着自己的旧说而马虎过去了。这是应该作自我检讨的。这就是做学问时，未能够充分做到实事求是。”（16）郭沫若的这种勇于自我批评、修正错误的态度，体现了他高尚的人格和严谨的治学风范。
    郭沫若的不懈追求还表现在他治学的巨大勇气和坚韧的毅力。1929年，他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以王国维的《殷墟书契考释》和《观堂集林》等书为指导，只花了一两天工夫，便破门而入，排除了文字上的障碍。一个个象形文字，一幅幅祖先的生活图画，把郭沫若带进了几千年前的远古时代。他深深地沉浸在探索奥秘的高度亢奋之中。数年间，他不仅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样的名著，而且还写出了十余部考古和文字学著作。假如没有攀登不止的精神，是根本不可能取得这样巨大成就的。
    他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的写作过程，也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他的不断开拓，勇于进取精神。 他在《十批判书·后记》中把这一过程记载得很详细。 从1943年7月，到1945年2月，他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写成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和《甲申三百年祭》三部著作。他那活跃的性格，跳动的思想，敏捷的思维，不懈的追求，攻无不破的锐气，活脱脱地跃然纸上。那种孜孜以求，奋斗不息，大胆开拓和积极进取精神，深深地印入了读者的脑际。
    郭沫若不倦追求与创新的另一个特色，即是他爱做“翻案”文章。郭沫若自己说过，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养成了一种好发议论、爱做翻案文章的脾气（17）。他的翻案文章集中在历史人物方面。如：
    为殷纣王翻案。他认为，殷纣王被人们说成“万恶无道”的“混世魔王”，“有点不太公道”，那是“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他引证《荀子》和《左传》说，殷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恃才与众”，兵败自焚，“正表示着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欧洲的拿破仑第一”。说殷末“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为周以来的历史家所抹煞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18）殷纣王使中国南部地区“早被文化”（19），“对古代中国的统一，有不小的功劳”（20）。
    为孔子翻案。“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批判孔子，成了一股社会思潮，郭沫若反对把“中华民族的堕落全部归咎于孔子”。他认为孔子与以后的儒家是不一样的。他说，“我的看法和两千多年来的看法多少不同。”“我所见到的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为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段中的前驱者”（21），孔子的基本立场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方面的，他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对于过去的文化于部分地整理接受之外，也部分地批判改造，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为新来的封建社会的韧带”。他的“仁”的思想就是“爱人”；“仁道”，“实在是为大众的行为”。他“否认地上的王权”，也否认天上的神权，他的“天命观”乃是一种“必然论”。他是“革新派”不是“守旧派”（22）。
    为屈原翻案。他否定了廖平、胡适等人对屈原和屈原作品的否定。证明屈原实有其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招魂》都是屈原的作品。屈原不是复古主义者，他继承了儒家思想、主张以德政统一中国，表现着“革命的、前进的精神”。而他所遇到的是楚国的两代“壅君”，一帮群小，既失和于齐，又屈服于强秦，致使楚国危殆，也使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忧思愤懑而怀石自沉（23）。
    为曹操翻案。说曹操不是奸雄，而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他的文治武功超过孙权、刘备。他“不信天命，不信鬼神，毁灭邪祠，破除迷信，禁止厚葬，禁止复私仇，诛不避权贵，举能扬侧陋”。他生活俭朴，体贴民情，安抚流民，扶持生产。他对民族文化的发展贡献很大（24）。
    为武则天翻案。认为武则天被后人骂了一千多年，那是封建正统思想在作怪。在武则天当政的三十年间，她抑豪强，止兼并，开言路、任贤人、惩贪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措施，为“开元之治”奠定了基础（25）。
    为王安石翻案。认为王安石是一位大政治家、大文学家。他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实行变法、抑兼并，济贫乏。他平吐蕃、荆川之蛮，驱交趾、西夏之寇，迫朝鲜归附，武功赫赫。他学问渊博，文章不朽。宋之亡，非亡于王安石，“实亡于司马光等人”（26）。
    对墨家、对曹植，郭沫若又作了另一种翻案。在对墨家的评价上。他一反前人认为墨家代表平民的传统看法，而认定墨子为宗教家，站在王公大人的立场上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对曹植的评价，也一反前人的“扬植抑丕”。认为曹植的作品形式“集摹仿之大成”。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和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就是那首脍炙人口的《七步诗》，“恐怕傅会的成分要占多数”。他的“《洛神赋》虽然享有盛名，但过细研究起来实在是大有毛病”。郭沫若认为他在文学和政治上都不如曹丕（27）。
    郭沫若的这些翻案文章，并非故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他的每一篇文字都是建立在严密的考证基础上，虽然有些断案未必尽当，但却充分反映了郭沫若不株守成说，大胆探索的特色。
    考察郭沫若这种思维方式的形成，大体有以下一些原因：
    一是，他的活跃的性格。不闭塞，不保守，爱猎奇，爱交游。这种性格。在学习和研究的环境中，即形成一种追求新知的倾向，富有兼容性和开放性。他说：“我自己的兴趣是在追求，只想把没有知道的东西弄得使自己知道，知道了，一旦写出过，我便不想再写了。这是我的一个毛病，也许就是浪漫的性格”（28）。
    二是，他的知识渊博，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极富洞察力。郭沫若既有深厚的旧学根柢，又有近代科学知识的素养。加上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人生的丰富阅历，使他在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时，能从多个角度、多种层次全面考虑，使问题在融汇贯通中得到发现和发明。
    三是，少年时代的熏陶和训练。绥山山馆的启蒙老师沈焕章，一面教他读《左氏春秋》，一面又让他读《东莱博议》，两相对照，给了他很大启发。他在小学和中学的国文老师黄经华、帅平均等人都是经今文学派的人物。黄经华讲的“三传一家”说，“唐虞三代乌有”说，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读了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见书中把梅颐的《古文尚书》作伪的地方一字一句找了出来，使他眼界大开。郭沫若说，“这真是一件痛快的工作，年青人最爱挑剔别人的秘密的，这一点可以说恰如所好”（29）。
    四是，他继承了我国史学的“通古今之变”、“经世致用”的传统。
    五是，时代的感受。以翻案为特色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否定式思维。这是由人们的文化品格和心理定势所决定的。而文化品格和心理定势的形成，又和时代、社会对个人的不同影响有关。近代中国一直处于外国入侵和本国政府腐败的状态下，反帝反封建，拯救祖国，振兴中华，成为近代历史的主题。这种历史使命和知识分子所处的特殊历史位置，决定着他们的批判和否定的历史文化品格，以及强调否定、变动、创造的文化心理结构，从而决定他们的思维的怀疑主义和否定特色。在史学研究中便突出地表现为不墨守陈规而敢于创造的特点。
    六是，郭沫若的追求和创新精神，是与他的正确的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紧密相连的。由此形成了他为人民为革命而献身的品格，促使他自强不息，奋斗不已。他说：“虽然有人说我已经老了，但我自信还没有那样的自觉。再能活多少年辰我不知道，我也无须乎知道。我能再活多少年，我就再活多少年。我的学习的兴趣并没有减衰，不要让它减衰，无疑也是我活在这人世上的部分责任”（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