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超越传统的多重研究法
    中国历代史学曾创造了许多治史方法，力求恢复历史原貌，探索历史奥秘。这些方法，有文献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所谓考据方法；有王国维的“双重证据法”；有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有“古史辨”派的疑古辨伪方法，等等。这些方法弄清了不少历史疑团，纠正了史籍的不少舛误。郭沫若治史，则吸收和继承了古代和近代的诸种治史方法。正如他所说：“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31）他将这些方法加以发展和创造，形成了他的多重研究法。
    （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郭沫若治史的主要方法。他说：“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真正明白了做人和学问的意义。”（32）自从他自觉地运用它来观察社会，解剖历史，中国史学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如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解剖了中国古代社，发现了三代以前中国存在着一个原始社会。指出《吕氏春秋·恃君览》中记载的情况：“便是人类社会最初的雏型”。发现《周易》的“-”、“--”图形，甲骨文的“祖”、“妣”、“凤鸟”、“玄鸟”的传说，乃原始人生殖器崇拜的象征。发现卜辞中的多父多母，“先妣特祭”，“帝王称‘毓’”等现象，乃是“亚血族群婚制”中的母权制时代等。特别是他用唯物史观对夏、殷、周三代和春秋战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发现了中国存在过奴隶制社会。此论一出，石破天惊。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极大震动。正如他所说：“今天要研究中国的历史或从事地下发掘，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得不到正确的结论的。”（33）
    （二）语言文字学的方法。郭沫若用此方法，进行了精湛的研究，解决了许多问题。
    从字形辨义的，如：释“祖”、“妣”。他认为，“祖妣者牡牝之初字也”。祖为男根，妣为女阴。因此物为人世之初祖，在知母不知父的情况下，人们首先崇祀生殖神，它是祖宗崇拜和神道设教之起源（34）。释“臣、宰”，释“民”。他认为，“臣”为{K1C607.JPG}目状，人俯首则目{K1C607.JPG}，为奴隶屈服之形。“宰”像一罪人在屋下执事之形，为罪隶俘虏之类。“辛”之象形，系古之剞＠，为镂刻之刀，引申意为人黥额。“民”为左目形而有刃状物，是盲其左目以为奴的征象。这就揭开了殷代阶级统治的实质（35）。释“{K1C608.JPG}”、“辰”，他认为“{K1C608.JPG}”为犁形，“辰”为犁头，石制。证明“殷商已有犁耕”（36）。其他如释“岁”、释“龢言”、释“奭”，等等，都从字形辨义而获得对殷商社会的生产情况、农业发展、交换关系、阶级状况、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了解。
    从音韵辨义的，如：关于“帝俊”、“帝舜”与“二女”的考释。他从帝舜妻娥皇、倪皇、女英、女匽、女莹、女{K1C609.JPG}，及帝俊妻娥皇、羲和、常羲、常仪等各种不同的记载中进行考察。指出“女匽即女英、女莹或女{K1C609.JPG}即女英之音变。女英、女匽当即常羲、常仪之音变，古音英常同在阳部，而匽与羲，仪则歌元阴阳对转，是“帝俊与帝舜当为一人”，“二女”即娥皇、女英（37）。关于“有庳”、“有扈”、“有易”异同考。他指出：“庳”“扈”双声，古轻唇音与重唇音无别，而“庳”“易”叠韵，同在支部。“庳”字兼有“扈”“易”二音。因此，有庳即有扈，也即有易。为舜之弟象之封地（38）。其他对“人鬲”等的考释也都发前人所未发。
    以音、形、义通释的，如：对《齐侯镈》、《钟》铭文的考释。铭文中有“刻伐{K1C610.JPG}司”一语，历来不能解。他认为“刻”为篆书“前”字之误，“前”即古“翦”字。“{K1C610.JPG}”乃“夏”字古文。铭文中以“所、司、辅、堵”为韵，“司”在“之”部，古与鱼部字常相为韵。“司”又通“祀”。故“刻伐{K1C610.JPG}司”当为“翦伐夏祀”，它与“处禹之都”相连贯，证明禹确为夏民族的祖先。从上可见郭沫若用语言文字学的考释方法，对历史释义所起的重要作用。
    （三）文献学的方法。如对《易经》、《易传》时代性的考察。他认为，《易经》中出现了天地对立的词语，而最为可靠的甲骨文、金文中根本没有“地”字，更没有天地对立的观念；文王时代，周人还很落后，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文化水平，也不可能有那样严密的哲学思想；《易经》中五次提到“中行”的故事，而中行故事乃春秋时晋国荀林父的事迹，因而《易经》制作也决不能在春秋中叶之前；子思、孟轲之徒未提及孔子作易的事；《论语》中“五十以学易”，在《鲁论》中则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可见《论语》是刘歆对《古文论语》的伪纂。郭沫若用以上方法，证明了《易》之经传都不是战国以前的作品。又如对《正考父鼎铭》的考证。他先从鼎铭本身求证，指出鼎铭的文字自相矛盾，不可靠；又和《庄子》、《诗经》有关部分对照，指出它剽窃于《庄子》，摹仿于《诗经·檀弓》。从而驳倒了胡适借这篇鼎铭而论儒之本质为“柔顺”、为殷之“宗教”的说法（39）。再如对《韩非子·初见秦篇》的考察。他从文章内证找到了写作时间和作者，有极强的说服力，令人叹服。
    （四）比较研究也是郭沫若治史的一个突出方法。如对《诗经·＠宫》的“土田附庸”的解释。他以此与罗马的百分田法加以比较，证明这是“在规整的方田之外附有墉垣。”这一见解为井田制提供了新义。如关于西周“农夫”、“众人”身份的研究，他又以此与我国解放前凉山彝族社会的奴隶制相比较，认为西周奴隶的身份与黑彝奴隶相似（40），给人以新的启示。另如以《庄子》校《管子》，他发现了《管子》中《心术》、《内业》、《白心》、《枢言》四篇乃宋钘、尹文的遗著。同时还发现，四篇中的《心术下篇》是《内业》篇的副本（41）。又如从墨家攻击儒家的言论中，他分析孔子的思想立场，“从反对派的镜子里去寻找反对者的真影”。由此他得出了“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的解放的”结论（42）。
    （五）用医学、生理学、心理学和民俗学的方法。如《尚书》有“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一句，胡适认为，这证明“三年之丧为殷人所旧有”。郭沫若则认为，胡适的解释是错误的。“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不是殷人实行三年之丧的依据，三年居丧也不能三年不说话。他认为，高宗三年不说话，是害了一种不言症。古代就叫“谅阴”，“阴”、“闇”，假借为“瘖”。郭沫若说，这种不言症的病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运动型不言症，一种是感觉型不言症。前者脑中语言没有失掉，只是末稍的器官不能发言，有时甚至连写也不能写，不过同他讲话他还是明白的。后者连脑中语识都失掉了。”这种病源，“是大脑皮质上的左侧的言语中枢受了障碍。有时是实质性的变化，如像肿疡外伤等；有时却也没有。……殷高宗的不言症，大约是没有实质变化的一种，因他是没有受手术而自然痊愈了的。”后来，他从卜辞中果然找到了高宗不言症的证据；“今夕王言”，“今夕王乃言”，证明了这一正确的推断（43）。又如，《史记》描述秦始皇的形象是“蜂准”，“挚鸟膺”，“豺声”。郭沫若认为：“蜂准”就是马鞍鼻：“挚鸟膺”即俗名鸡胸，是软骨病的一种特征；“豺声”表明有支气管炎。“有这三种症候，可以下出软骨症的诊断”。“因为有这生理上的缺陷，秦始皇在幼时一定是一位可怜的孩子，相当受了人的轻视。”他母亲肆无忌惮，与嫪{K1C611.JPG}合谋，盼秦始皇快死，企图篡夺王位，都表明了这种迹象。他接着进一步分析：“这样身体既不健康，又受人轻视，精神发育自难正常。为了图谋报复，要建立自己的严威，很容易地发展向残忍的一路。身居王位，要这样发展也没有什么阻碍。结果他是发展向着这一条路上来了。‘少恩而虎狼心’，便是这种精神发展的表征。”（44）
    郭沫若还用地理学和病理学的方法分析了《吕氏春秋》中的“南抚多＠，北怀儋耳”的舛误，认为这是纂辑者弄错了。儋耳在今海南岛无疑。而“多＠”，乃“甲状腺肿大”，人缺碘，俗名“大脖子病”，这种病大多发生在北方。民间不以为病，反以为美。他说：“初解放时，去热河工作的女同志因脖子不大，反被嘲笑：‘颈子太细，托不下一个脑袋瓜子’。”（45）因而他认为“多＠国”应在北方。《吕氏春秋》应为“南怀儋耳，北抚多＠”。
    除上述方法外，他还用人类学、民族学、逻辑学、统计学等方法解释史事，都有很多成绩，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在这些方法的运用中，不仅可以看到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方法和西方近代研究方法的继承、吸收和超越，而且可以看到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作统领，对其他方法加以检验和改造，形成了独特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