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史记》版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最早研究《史记》版本的学者是冈本保 孝，所著《史记传本考》（收入况斋丛书，写本，今藏日本国会图书馆），主要记述了《 史记》传入日本的版本及存佚状况，以明版《史记》为多，对宋本没有深入研究。其后 寺冈龙含著《史记三家注合刻的创始时代和版本系统考究》，亦仅是归纳成说，多不可 信。水泽利忠对《史记》版本研究用功最勤，撰有《史记之文献学的研究》，概括介绍 写本、刻本的版本形态及异文，是一部比较全面的版本研究著作，但所用方法与贺次君 《史记书禄》无大异。又著有《上杉家藏庆元本史记研究》、《史记古本考》，均有一 些新见。尾崎康是日本较为著名的版本学者，著有《正史宋元版研究》、《以正史为中 心的宋元版本研究》，侧重对现存的宋元本《史记》书志形态的考察。另有长沢规矩 也所著《关西宋代合刻本正史的传本》，亦对《史记》版本有所涉及。从总体看，日本 学者的上述研究仍限于对《史记》版本一般性的介绍和考察，没有向更深层次拓展，且 与中国学者的研究多相重复。
    纵观《史记》版本研究史，不难发现，无论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还是在研究问题的 层次上，是与《史记》的整体研究不相称的。以致迄今为止，《史记》版本研究没有形 成体系。这固然有客观条件的限制，即此项工作必须以亲眼所见为根据，既不能以耳代 目，亦不可靠第二手资料。但也不容否认传统版本学的弊端，即只注重书籍的形态考究 ，而未深入到书籍的内容，即文字异同的研究，尤其没有从文字的异同现象中去探寻各 版本间的内部关系。在这方面，明、清之际的藏书家是最明显的例子。他们以丰富的阅 历及广博的知识，可以评定某一本子的年代及优劣，而却没能就其所见，进一步探寻不 同版本间的承传关系。近人的研究虽然有所创获，但整体上并没有突破前人研究的窠臼 。
    历来版本研究多以文本形态为对象，而文字异同的考证由校勘学承担，学术如此分野 ，不无道理。但若研究一部书的版本源流及各本间的关系，仅据文本形态则远远不够。 《史记》在长期流传、抄写刻印过程中，各本之间，字句有多有少，错脱讹衍、增改窜 改比较严重，往往因一字一句的不同，致使史实全乖。前人为了正本清源，恢复《史记 》旧貌，作了大量的厘正工作，充分利用前人的考证成果，依据诸本文字异同，作为探 求《史记》各本间关系的主要依据。考察《史记》版本承传轨迹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 ，既需耗费时日逐字核校诸本，又需审慎运用相关知识处理纷繁复杂的文字异同现象， 但只有如此方可客观地揭示《史记》的版本系统。
    （二）
    司马迁于征和二年完成了《史记》的撰著，并誉写两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 后世圣人君子。”可知《史记》起始便有正、副两个本子存世。至于两本所藏地点，即 “名山”与“京师”具体是何处，后人颇有争议。司马贞《史记索隐》谓：“言正本藏 之书府，副本留京师也。《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 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书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司马 贞以“名山”指书府，即古帝王藏策之府；或认为“名山”即指高山深谷。《汉书·司 马迁传》颜师古注：“藏于山者，备亡失也。”而于“京师”则未作说明。顾颉刚也说 ：“司马迁为了怕遗失，把原稿清写两部，正的放到山上，副的放到京城”①。实际上 ，“名山”是司马迁一种隐晦说法。若谓藏于名山是备亡失，于情理不符。古人著书， 未有藏之于山的记载。况且藏之于山，世人不知，如何能保不失？陈直认为“所谓名山 者，即是藏之于家”是符合实际的②司马迁所谓“传之其人”，是指传于后人，如同其 继承父业。其后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便是其证。先人著书，传于后人之习， 其后延续不衰。唐司马贞作《史记索隐》谓：“虽未敢藏之书府，亦欲以贻厥孙谋云” ，张守节《史记正义》也说：“庶贻厥子孙”。司马氏世为史官，司马迁不会让此业在 他而后中断，是很合于情理的。
    既然“名山”是指家，而司马迁之家又在京师，那么“副在京师”又如何解释呢？龚自 珍说：“太史公之先，官京师数世矣。太史公生左冯翊，而长京师，诵古文于京师，仕 则石室金匮于京师，其两世取师友，唐都、黄子、田何、孔安国之伦，尽 京师耆旧卿士。太史公家虽无剖符丹书之荣，其于京师也，根深而原远，而忘京师，是 不恩王父，不恩王父，以不恩师友，是故副在京师。京师即上系君父，亦必有磬石之宗 ，知古今之献，羽翼天室，世世无极，以所著书讬焉。”“后人必有入京师以观吾书 者焉，则太史公之志也”③。此虽未讲明副本藏于京师何处，但可知龚自珍此处指的是 藏于司马迁在京师的家中，因而认为正本所藏的“名山”即实指的高山。实际上，藏在 京师的副本并不是藏在家中，而是被收入汉皇家书会。一、司马迁撰写《史记》，并不 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与其所担当的太史令职位相关。其撰写《史记》，在当时也不是 隐而不宣之事。他在《报任安书》中的阐述，即反映司马迁无隐瞒此事的意图。而且武 帝亦关注此事，《西京杂记》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 恨，削而去之。”武帝是否削去《景帝本纪》姑且不论，但武帝读过《史记》是勿庸致 疑的。二、汉朝推行重视文化事业的政策。《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 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短简脱，圣上喟然叹曰：‘朕甚悯焉’。于是建 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武帝大收篇籍并非仅收前代书 籍，当代人的重要著作也一并收入。如汉初陆贾的《新语》，《史记·陆贾列传》说： “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故当世之辩士。”，再如晁错的《晁错所更令三十章》 ，《史记·彭盎晁错列传》说：“晁错……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所，与洛阳宋孟及刘 李同师。……《晁错所更令十三章》，诸侯皆喧哗疾晁错。”类此当代人的著作，司马 迁均得见，亦应是见于秘府。而《史记》远比《新语》、《晁错所更令十三章》重要， 完成之后必定收入秘府。又《汉书·宣元六王传》：“成帝时，东平王宇来朝，上书求 《太史公书》。”证明秘府已有《史记》。司马迁所录两本，知一本藏于家中（“宣帝 时，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播焉。”是其证。），若另一本藏之于山，秘府之本从 何而来？是《史记》完成之后，司马迁即献于朝廷，收入了皇室书府，故武帝得以阅览 。《汉书》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刘向领校群书之际，《史记》仍在秘府。以此可 证“副在京师”，即副本藏入皇室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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