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初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学会第54届年会上，宣布本年该学会的列文森20世纪中国研究著作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Post-1900 Category）授予德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路康乐（Edward J.M.Rhoads）（注：过去国内都把其名译为罗兹，其实他的中国名字为路康乐。他告诉我这一中国名字的来历与他的中国经历有关：他生于岭南大学，并在那里度过童年时代。岭南大学位于广州康乐，因而得名。路康乐1970年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其著作有《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the Case of Kwangtu-ng,1895-1913,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和书目文献索引《中国红军，1927-1963》（The Chinese Red Army,1927-1963.Cambridge,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64）。），以表彰其2000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注：见评奖委员会赞词。）。
        关于族群问题的研究是西方史学界的新热点，如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仅最近就有若干本有影响的关于满人的研究专著出版，除路康乐的这本外，尚有罗友枝（Evelyn Rawski）的《末代皇帝：一个清代帝制的社会史》、P.K.克拉斯利（Pamela K.Crossley）的《透镜：清代帝国思想中的历史和认同》以及M.C.依利尔特（Mark C.Elliott）的《满人之道：八旗与晚期中华帝国族群认同》（注：Evelyn Rawski,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the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amela K.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Mark C.Elliot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在《亚洲研究季刊》上最近发表的有关书评称，上述4本书在今后可能成为满人研究的“四书”（the Four Books）（注：R.Kent Guy,Who Were the Manchus?A Review Essa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1,no.1（February 2002），p.152.前此较有影响的著作还有Pamela K.Crossley,Orphan Warriors: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James M.Polachek,The Inner Opium War（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等。实际上Philip Kuhn,The 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亦对满汉关系有精辟的讨论。），这显示美国中国史专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即对族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在中国，关于民族关系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有不少颇具分量的作品问世，但注意点主要在民族关系，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满汉问题的研究亦有不少佳作，但是多把“满人”或“满族”作为一个既定的概念来使用，没有深入到满人社会集团内部考察满作为一个民族的形成过程、不同时期的不同内容以及这种演变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复杂因素。
        路康乐的新著共有7个部分，即导言、5个专章和结论。第1章“分离与不平等”。主要针对革命党人对于满是外来人的宣传，讨论满人的身份、革命党人对满抨击的确切性以及满汉分离的程度。第2章“慈禧与‘特殊制度’”。探讨慈禧太后时期的新政措施以及对满汉关系的影响。第3章“载沣与‘满人权势’”。分析慈禧之后载沣的政策，指出他虽在某些方面继续了慈禧的改革，但在平息满汉矛盾上无所作为。第4章“辛亥革命”。揭示革命中满汉问题与政治斗争的复杂过程，从武装起义、清廷反应、反满暴力、南北议和到清帝退位。第5章“辛亥后的皇室和满人”。集中观察辛亥革命后皇帝和满人在共和制度下的经历。从这些章节目录和主要内容便可看出，该书结构并不复杂，以辛亥革命时期为中心来讨论满汉族群关系、面临的问题以及对政治的影响。
        虽然辛亥革命在中西方都是一个研究相当深入的题目，早期集中在孙中山等革命者方面，后发展到改良精英（如国内对立宪派的研究），但路康乐发现，人们对这一时期的宫廷内部却知之不多，而这正是该书所要分析的要点。该书以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创办《清议报》、呼吁“平满汉之界”开始，以纵论20世纪初中国族群问题为结束，从错综复杂的清末民初的政治风云中，以族群这种一个新的角度来考察政治权力的斗争。路氏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回答以下问题：谁是满，谁是汉？义和团运动后革命党人是怎样批评满人的？在满人统治中国两百多年后，满汉到底有多大的区别？清政府是怎样处理这些批评的？满汉畛域是否有所弥合？关于汉满关系，清廷到底是有所作为或是无所作为而导致精英与之分道扬镳并激发了辛亥革命？革命期间以及之后，满统治阶级和满民众的命运如何？总而言之，该书最终是要探索清末清廷是怎样处理满汉关系以及在此问题上的教训，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族群与政治权力的关系。
        路康乐在书中仔细分析了满汉关系及其对政治权力的影响，但我认为更应该注意的是他将满作为一个“族群”以及对“族群关系”（ethnic relations）的独到分析。在西方学术界，在研究不同人群关系时，经常使用三个词，即race（种族）、people（民族）、ethnicity（族群）。在一般的英汉字典中，都把ethnicity译为“种族划分”或“种族区别”，把它的形容词ethnic翻译为“种族的”或“人种的”。然而近年来西方史学界关于ethnicity的研究，其含义却比“种族”宽泛得多。其既可以是“种族”，亦可以是由于文化、经济、社会、语言以及政治等等因素而形成的人群间的隔阂（注：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韩起澜（Emily Honig）关于苏北人在上海的研究（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le in Shanghai,1850-1980.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具体分析见我在《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发表的《近年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一文。）。因此，为使这一概念区别于“种族”和“民族”，我把ethnicity译为“族群”，其既可以表达种族，亦可以说明人群间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