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路氏在书中非常小心地使用关于“满”身份认同的一些词语，并从这些词语的发展演变，来观察“满”作为一个“民族”形成的过程。正如该书标题所采用的，他以Manchus泛指“满”这个族群，进而分析了“满洲”、“旗人”、“满人”以及“满族”的演变轨迹。因此，为了不使读者对作者的这种匠心发生误解，在一般情况下，本文并未按国内习惯笼统用“满人”或“满族”，而以中性的“满”来代之（除非作者有所特指）。但在个别读起来实在不大符合汉语习惯的地方，则仍以满人称之。
        路氏指出，在整个清代，满的身份（Manchu identity）总是与八旗历史和结构纠缠在一起，实际有三种不同的含义。其一是狭义的、早期的意思，满即满洲，分布在满洲各地女真的后裔，在16世纪90年代为努尔哈赤所统一，1615年又把他们组织为八旗，后称为“满洲”，又称为“佛满洲”（即“老满洲”），以与后来的满旗相区别。他们在历代皇帝眼中都有其特殊的地位。其二的范围稍宽，包括整个八旗满洲，不仅有老满洲，而且包括伊澈满洲（新满洲）、通古斯人以及通古斯化的蒙古人。他们在清入主中原后加入满旗。其三，含义更广，满人即旗人，囊括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按此定义，满人即这24个旗的旗人。
        路康乐认为，总的来说，“旗人缺乏种族、语言和文化的同一性”（第290页）。历代清皇帝力图以要求多习满语和骑射来“满化”，但早期满汉的区别并非族类（ethnicity）或政治地位，而是职业。从一开始，八旗的基本功能便为军事性的，其核心是旗兵，是清征服汉人的主要力量，之后又成为各主要城市的驻防，威慑各地。除极少数谋一官半职或务农外，他们中的多数人不能从事其他职业，因此只能混迹于兵营，从国家获取生活之资。从职业上看，作为旗人的满人即世代以军旅相承，与德川幕府时期的武士很相似。
        路康乐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满开始从一种职业身份转化为一个族群”（第291页）。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国文人和官员在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下，不再把“国”（country）只是作为一个文化概念，而开始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政治和地域的范围来考虑。梁启超在这个认知上起了重要作用，是他把“中国”的概念从一种文明转化为一个地域性的国家。作为这个重新定义的一部分，满人成为一个“种族集团”（racial group）。根据梁对满汉关系的阐述，正如黄种与白种间生死攸关的种族冲突一样，在中国，这种对立也存在于同属黄种的两个亚群（subgroups）之间。路氏认为梁启超实际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来定义满和汉。19世纪末20世纪初，满汉区别日益加剧，这种畛域主要表现在种族（racial）上，而非过去的文化和职业的差异。虽然“满族”这个词在晚清便存在，但很少被使用，而这一时期用得最多的词是“满人”和“旗人”。前者主要为革命派所称，革命前普遍使用；后者为清官方所用，革命后则更为流行。在辛亥革命前，由于革命者认为中国是汉人之中国，因此按《同盟会章程》，满人应被“驱逐”。革命中，共和人士抛弃了这一思想，开始接受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概念，即集汉、满、蒙、回、藏为一体。
        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扬，英国《中国季刊》、澳大利亚《中国杂志》、法国《汉学论著评论》以及美国《亚洲研究季刊》等分别发表了书评（注：China Quarterly,no.168（December 2001），by Shelley Rigger;China Journal（January 2002），by Michael Lickori-sh;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2001,by Marianne Bastid-Bruguier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1,no.1（February 2002），by R.Kent Guy and by Sudipta Sen.）。《中国季刊》的文章指出，“该研究生动、资料坚实，对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以及中国不同族群间的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注：China Quarterly,no.168（December 2001），p.1015.）。《亚洲研究季刊》发表的书评认为，该书“在好些方面都独树一帜”，而且对晚清“正发生着变化的意识机制”有着“非凡的表述”（注：R.Kent Guy,Who Were the Manchus?A Rev-iew Essa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1,no.1（February 2002），p.160;Sudipta Sen,The New Frontiers of Manchu China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Asian Empires:A Review Essa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1,no.1（February 2002），p.175.）。评奖委员会的赞词也称：“路康乐敏锐的分析对认识满人以及满汉关系开辟了新的途径。”委员会认为他对满人身份性质的分析是非常精湛的，他通过“对清末民初汉满隔阂的丝丝入扣的描述，证明了辛亥年革命者的反满并非只是停留在语言之上”。
        毫无疑问，该书的出版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将会是一个新的启发和推动。2001年秋天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学者们便意识到，辛亥革命研究在几代中外学者的努力下，已经相当深入广泛，进一步发展将有一定的难度。路康乐的研究告诉我们，辛亥革命课题实际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扩展资料的使用，更新研究的方法，变换思维的方式，转移观察问题的角度。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不仅是在最近发展较快的社会文化史方面，即使在政治经济史以及人物等这些过去研究较深入的方面，仍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注：另一例子是萧邦奇（Keith Schoppa）关于沈定一的研究《血路》（Blood Road: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该书获得1997年的列文森奖。）。
        在本文结束之际，我想补充两句题外话。路氏的这本著作并没有使用目前西方任何流行的理论或“话语”，也没有建构复杂而宏大的分析框架，其观点和论证都建立在坚实的资料、平实的叙事之上，其方法仍以传统的实证为主，读起来清晰、晓畅，逻辑严密。这本书的获奖也说明，虽然多学科交叉和理论上的突破为西方学术界所重视，美国历史学的主流对坚守传统叙事和实证方法的研究，仍然是十分欣赏的。该书的获奖或许对一些片面追求西方时髦的理论和方法，但又没有认真理解和消化的学者可以起到一起清醒的作用。另外，该书的问世离路康乐上一本书的出版已整整25年，这25年对一个学者来说是多么漫长的学术探索。路康乐的治学态度，对我们克服浮躁、急于多出成果而忽视学术质量的心理，是应该有所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