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类回忆录，以《六十自述》和《吴玉章略传》最具史料价值；《我和共产党》及《共产党改造了我的思想》也有助于我们对吴玉章一生革命经历的研究。
    《六十自述》主要记述了吴玉章从一个爱国青年到他从事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它不仅为我们研究吴玉章革命生涯提供了丰富资料，而且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和四川地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研究。《吴玉章略传》的价值在于将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大革命到抗战中期的革命历程给予了较详实的记述，提供了中国共产党人大革命失败后在苏联及抗战全面爆发前在国外从事抗日救亡的真实情况。
    《国民党改组前后和大革命失败》及《揭露〈由北伐到抗战〉（〈中国之命运〉第四章）的谎言》是吴玉章1943年在延安撰写的长篇史论。前者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概述了中国国民党从1912年诞生到1927年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对国民党改组前的局限性及改组后革命与反革命路线的激烈斗争情况都作了详尽分析，揭露了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背叛中国革命的罪行。后一篇文章专为驳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而作，阐明了三民主义的真实涵义，揭露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三二○事变”及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具有强烈的论战色彩。这两篇文章都针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但当时未公开发表，我们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吴玉章德高望重的特殊身份。从国共团结抗战大局出发，中共中央未将吴玉章批判蒋介石的文章发表。二是从反击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全局出发，中共中央有组织地发动了艾思奇、范文澜、吕振羽、何思敬、陈伯达等文化名人，全方位、多角度发表文章，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予以有力批驳，与吴玉章文章内容大致相同的文章，吕振羽的《国共两党与中国之命运》长篇论文已公开发表，已足以回击蒋介石的谬论。吴玉章这两篇论文当时虽未及时发表，未能发挥其现实作用，但它们仍然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国民党史和国共关系史的研究。
    （三）《吴玉章回忆录》的问世。
    《吴玉章回忆录》是吴玉章在李新、戴逸和胡华、王宗柏等帮助下整理而成的约十八万字的专著。其中既有从甲午战争到解放战争自己亲身经历的革命历程的回顾，也有杨闇公、赵世炎、林伯渠等革命者斗争生涯的记述。约七万余字的《从甲午到辛亥革命的回忆》，颇受史学家推崇，在于它不只是一篇回忆录，实际上是一部简明的辛亥革命史专著。书中所记吴玉章当时对义和团的认识和态度，特别是对百日维新的评价，对广州起义失败原因的分析，对汪精卫和喻云纪在暗杀活动中的不同表现的描述，既生动感人又颇具理论水平。通过对辛亥革命50年的反复思考和理论研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吴玉章撰成的长篇论文《论辛亥革命》及其回忆录，将中国辛亥革命的研究，无论从史实上还是理论上都推进到新的阶段。正如著名史学家胡华所说：“不但在国内史学界有重大影响，也受到国际史学界的重视”。至于他的其它回忆录，“不但对研究近现代中国革命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教材”。[（10）]
    三、吴玉章史学思想及其实践活动
    吴玉章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重视理论并在史学理论方面颇有贡献的一位史学家，他的史学活动也正是在这些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吴玉章将历史学的作用，提到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这一高度来认识。他认为“研究历史，可以使我们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获得进行革命斗争的知识和坚定我们革命胜利的信心”[（11）]。在吴玉章革命生涯中，确实是把“历史”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早在同盟会革命时期，他在日本创办的《四川》杂志上用大量篇幅登载中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事迹，借以鼓舞人们为推翻清王朝而斗争的勇气；1935年在法国从事抗战救国国际宣传工作中，又广泛联系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光荣传统，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1930年至1936年，在苏联从事中国历史教学过程中，对蒋介石尊孔复古逆流及其反动文人在秦桧和岳飞问题上颠倒黑白的反动行径予以揭露和驳斥；在延安，1940年在各界讨汪大会上，以自己的亲身革命经历，对汪精卫早年投机革命的行为予以揭露；1943年又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散布的谎言予以驳斥。
    正因为吴玉章对历史学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有充分认识，因而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不仅自己从事史学研究和著述活动，而且还大力扶植和精心指导中国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述工作。在延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下称《简编》）和许立群的《中国史话》的进一步完善都凝聚了吴玉章大量心血。他在病后不仅为《中国史话》撰写了序言，而且将书稿“前后看了两遍，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帮助改正了许多甚至是很微小的史实的错误”[（12）]；他虽未参加《简编》的编写，但多次参加了马列学院中国历史研究室的学术讨论会，特别是该书第一编书稿写成后，他写了一封对《简编》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信。遗憾的是由于书信原稿未注明日期，因而《吴玉章文集》将其写作时间推测为1941年，《吴玉章书信集》则标为1945年。我们认为这封题为《关于〈中国通史稿〉第一编的一封信》写于1940年，而不是其它时间。论据有二：一是《简编》第一编部分内容已于1940年11月开始在《中国文化》上连载[（13）]，次年5月，范文澜又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同年，《简编》上册已在延安公开出版；二是吴玉章书信的内容，尹达写成于1941年1月28日的《关于殷商史料问题》一文曾征引过两处，该文于1941年6月发表于《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14）]在这封信中，吴玉章指出了《简编》第一编存在的四个具体缺点，并提出了四条颇具建设性的指导意见。[（15）]随后他又专门就《简编》召集中国历史研究室的同志在自己杨家岭的窑洞开了一次讨论会[（16）]。从这些基本史实，可以明显感受到吴玉章在《简编》修改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全国解放后，吴玉章又指导了何干之、李新、胡华等同志撰写《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史》。[（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