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热门课题研究不断得到深入与拓展。例如在辛亥革命研究中，重要史料的大量出版，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基础。将辛亥革命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过去研究相对薄弱的一些课题，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也取得明显进步。例如，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不再停留在笼统的结论上，对战争及其背景的广泛社会层面和战争中的许多具体问题都有深入探讨。关于《川鼻草约》，长期来中外史籍均认定是经义律和琦善签订的，胡思庸等根据有关文献深入考订，断定琦善始终没有在这个草约上签字，系英国侵略军单方面公布的。在中日战争研究中，从1978年起，一些学术刊物就如何评价刘步蟾展开热烈讨论，讨论中所展示的确凿史料证明，刘步蟾并不是临阵胆怯退缩的“卑污的懦夫”，而是战功卓越的爱国将领。此后，许多研究者广泛搜集和辨析史料，细致地研究甲午海战的全过程乃至北洋海军本身，内容涉及对战争背景及英俄两国的远东政策，帝后两党的战和之争，战争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甲午之战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对光绪帝、李鸿章等人物的重新评价等等，《甲午战争史》、《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是研究成果的主要代表。
    晚清“新政”的研究，也是近年的热点之一。原来在这方面的评价比较简单，认为“新政”是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而采取的一些措施，除“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等有某些积极作用外，多数措施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一些措施则是表面文章。近年的研究则从较为广阔的社会背景探究新政的作用，认为“新政”的内容广泛，它的客观积极效果也是多方面的。有人提出，晚清“新政”与戊戌变法共同点是主要的，它们都以变法图强为目的，侧重于经济改革，注意调整政府机构，重视文教事业。“新政”明显地促进了民间工业的发展，结束了科举制度，它是一场没有资产阶级参加、但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对于官制改革，有人提出它使中国的国家机构设置具有了三权分立的雏型，是中国国家体制近代化的开端。至于预备立宪，也不是一个假字所能概括的，它既有抵制革命、抚慰立宪派的想法，也有加强统治效能，取悦帝国主义的意图，它既是拙劣的欺骗，也是痛苦的让步。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围趋于广阔、研究问题趋于细致、追本探源趋于深入的可喜局面下，新的研究领域不断被开拓，新的研究方法不断被引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史和城市史研究的开展。80年代中期以后，冯尔康连续发表文章，提出恢复、发展社会史研究是史学界刻不容缓的课题。此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在人口、灾荒、市民、社区、社团、少数民族、帮会等社会史研究方面不断涌现出研究成果，社会史研究成为近代史研究中的热点。城市史的兴起则是打破了原有学术框架的一门交叉学科，它属于历史学范畴，但又广泛引入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城市学、人口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随着国家“七五”规化项目上海、天津、重庆、武汉等城市近代史专著的问世，出现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准的研究成果。当然，象经济史、文化史、边疆史、外交史等等领域也都有许多出色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就不能一一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