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弄错《逸周书》的篇名，并非粗心所致，而是他们固执地认为篇名末的“解 ”字为《逸周书》所原有。如清陈逢衡《逸周书补注叙略》云：“是书命名，俱以‘解 ’名其篇。案《说文》：‘解，判也。’……又《古今乐歌》：‘伧歌以一句为一解， 中国以一章为一解。’王僧虔启云：‘古曰章，今曰解。’据斯二说，古人原有以一篇 为一解者。”他认为《逸周书》篇名的“解”就相当于后世的篇。与陈逢衡同时稍后的 唐大沛也赞同这种观点，他说《逸周书》的篇名都作“某某解第几，其中称‘解第’者 ，犹言‘篇第’也”，并说，《孔子家语》中“称‘解’者十篇，盖仍古书之旧目也， 与此同例”。[1]（P1）清人吴承志在《横阳杂记》中则说：“《周书》七十篇，旧题俱 系以‘解’字，以《管子·牧民解》、《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 明法解》例之，此书疑春秋、战国间人采《周志》及杂说以解百篇中之《周书》者。” 并以为《泰誓解》就是解释《尚书·泰誓》的，以此为证（参见顾颉刚先生《逸周书世 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按照他的意见，《逸周书》篇名的“解”字仍当作“解释” 讲，为原有，此书各篇都是为了解释《尚书》的《周书》部分的。
    上述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陈、唐二氏皆以为《逸周书》的解相当于篇，他们的根据 是《古今乐歌》。其实这是乐府诗歌的体制，它与其他文献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 。而唐氏断取“解第”二字以等同于“篇第”，则尤为幼稚可笑。吴承志以为《逸周书 》各篇都是解释《尚书》的《周书》部分的，也很难讲通。顾颉刚先生指出：“《书序 》中所列《周书》目凡四十篇，取校《逸周书》目七十篇，固有相应者，……然不相应 者甚多，《周月》、《时训》、《谥法》、《职方》、《芮良夫》、《太子晋》等于四 十篇中俱无可附丽，与《管子》中《牧民解》之解《牧民》，《形势解》之解《形势》 大异，实不可取以并论。”[5]（P228）顾先生还举出了一条重要的证据，就是今本《周 书序》中对诸篇的提要说明，从首篇《度训》到末篇《器服》，没有一篇的介绍是有“ 解”字的，如“昔在文王，商纣并立，困于虐政，将宏道以弼无道，作《度训》……武 以靖乱，非直不克，作《武纪》。积习生常，不可不慎，作《铨法》。车服制度，明不 苟逾，作《器服》”。这是重要的本证，足以说明《逸周书》的标题原是没有“解”字 的。清人朱右曾则从他证方面找根据。他在《逸周书集训校释序》中说，晋五经博士孔 晁在注释《逸周书》时，“每篇题云‘某某解第几’，此晁所目也。旧但云‘某某第几 ’，蔡邕《明堂月令论》曰：‘《周书》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可证也。 ”蔡邕是东汉晚期人，其时尚未有孔晁注，《周书》篇名仍保持原貌，自然无“解”字 。笔者早年读宋人高似孙《史略》，也找到了一个新的他证。高氏对《逸周书》存世诸 篇篇题都依原本名称进行迻录。大体说来，凡有孔晁注的，都有“解”字，凡无 孔晁注的，都无“解”字，而且有注篇数与无注篇数与今本相同。这又有力地证明，《 逸周书》篇名的“解”字当为孔晁作注时所加。
    人们引用《逸周书》的篇名时之所以出错，大概是因为不熟悉古书注述体例所致。关 于这一点，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指出来了（参见先生《广校雠 略》卷二《援引古书标题论·称引篇目不可误连注述之名》）。十余年后，先生在《中 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古书篇题，有的字是后人作注时加 上去的，学者必须注意把它们分别一下。例如《逸周书》，开始题‘度训解第一’，这 ‘解’字是晋代孔晁作注解时加的。‘解’便是‘注’的意思。后人引用《周书》，断 不宜连‘解’字来作篇名，这是亟宜纠正的错误。”顾颉刚先生赞同并实施了这一做法 。他在20世纪60年代写《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一文时，就将“解”字削去， 并加注释说：“今以《周书序》中无有一‘解’字者，知出后人所增，故于写本中删去 。”[5]（P228）我们今后引用《逸周书》的篇目时，应该记取张舜徽先生的告诫，效法 顾颉刚先生的做法，决不可误连“解”字作篇名。
    三、卷四《大匡》当是《文匡》之误考
    今本《逸周书》的某些篇名也遭俗儒妄改，变得奇特怪异，互相矛盾，难以索解。诚 如李宗邺先生所叹：“今本《逸周书》篇名费解，篇次错乱，两篇《大匡》又不编在一 卷，这一部古书，虽经历代学者注释校正，到现在仍很难理解。”[6]（P101）今本《逸 周书》卷二有《大匡》（第11篇），而卷四又有《大匡》（第37篇）。在同一部书内有两篇 文章标题完全相同，又不是同名人物传记，这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 。对于这个问题，清人谢墉已有怀疑。他在《刊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中指 出：《逸周书》卷二之《大匡》属荒政，讲救灾，“若第四卷《大匡》为监殷事，篇内 虽有‘大匡’、‘中匡’、‘小匡’之名，不应与前篇同其名目，二者必有一讹。”谢 氏的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按推理哲学，在同一部流传久远的古籍中，如果有两篇文章的 标题完全相同而内容不同（同名人物传记除外），则其中必有一误，或两皆误。反之，我 们只要证明其中的一个篇题是正确的，就可排除“两皆误”的可能性，并进而确定错误 的篇题所在。而据《周书序》的介绍：“武有七德，□王作《大武》、《大明武》、《 小明武》三篇。穆（当作“文”）王遭大荒，谋救患分灾，作《大匡》。”《小明武》是 第10篇，则上面序文依次介绍的是第11篇《大匡》。此外。该篇正文又说：“维周王宅 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上述《周书序》与卷 二《大匡》正文都有力地证明了第11篇《大匡》的标题是正确的。由此可知，第37篇《 大匡》的标题有误是毫无疑问的了。但究竟是因何而导致错误的呢？该篇序言今已亡佚 ，无从考证。在该篇标题下，“谢（墉）云：前已有《大匡》，此不应又名《大匡》。盖 篇内有‘大匡’字也。不能定其讹错之故。”[7]（P95）谢墉的意思是，大概本篇正文内 有“大匡”二字，后人因而附会，便将标题改为“大匡”了。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 原标题究竟是什么呢？清人孙诒让采用他校的办法，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答案。他说，这 篇文章的标题，“《史略》作《文匡》，似较今本为长。”[1]（P387）高似孙是宋代人 ，他见到的《逸周书》版本，该篇篇名作《文匡》，这应该是正确的。因为高氏距今70 0多年，其时《逸周书》自然更多地保存了原貌，此篇标题可能未被改动。其次，此篇 内容主要是讲周武王对东隅的诸侯进行文德训范，作三监以救其民，即“文匡”之意， 与下篇《文政》相类，说明标题与正文的意思是互相吻合的。第三，从字形上看，“文 ”字与“大”字形体相似，容易致误。由此看来，今本《逸周书》第37篇篇题《大匡》 是《文匡》之误，应该没有多少疑问了。